(文接A3版)

說起馬場町,不能不提到一段插曲。這插曲,當事人徐宗懋在2005年11月的《亞洲週刊》上有過鋪陳:「1999年,我為了編輯《20世紀台灣》畫冊,在許多單位的檔案室搜尋有價值的歷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過去很有影響力報社的相片櫃底部找到一袋沾滿灰塵的照片。打開袋子,赫然看見一批血淋淋的槍殺照片,發布時間是1950年。這些照片發往特定新聞單位,以便刊在報紙上作為警示之用,或許畫面過於血腥,絕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後來我向該報購買了這批珍貴的照片,還不確定能否以某種形式向外公開。」

打破禁忌客觀陳述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給她看,最後決定以文化局的名義在二二八紀念館的地下展廳舉行特展。這是一項極為勇敢的決定。台灣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客觀看待不同政治顏色的獻身者的程度,在長達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後,把共產黨黨員以正面形象展示出來,無論其中強調何種人權或人道思想,結果都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徐宗懋憂心忡忡。

作為決策者的龍應台,其實也不平靜。她後來追憶:「我記得那個中午,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攤開,有好幾張照片,是執刑者對著被槍斃者的正面近距離拍的,當作死刑完成的證據。死者的眼睛呆滯而突出,對著鏡頭。我看看玻璃窗外,對面摩天大樓建到一半,吊車在空中滑動,工人,螞蟻一般細小,在升降機裡揮手。這些50年前因為政治信仰而被槍斃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樓,即將出現在這個繁華的城市裡?他們的犧牲,值不值?用什麼標準來量?誰又有資格來說?」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處境:這黑白照片裡的,都是被國民黨政權所虐殺的人。現在,2000年,是民進黨執政的時代。辦這個展覽,很可能為我招來兩批人馬的攻訐。那護衛國民黨的,會認為這是用過去醜惡的歷史來打擊已經失去政權的國民黨。那支持民進黨的,會認為我在為中國共產黨辯護,更可能認為,我故意強調『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殺之眾多,來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殺害『本省人』的相對罪責。」

不能不佩服龍應台的勇氣和決斷。儘管她預見到會有政治風暴,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還是如期揭幕。用徐宗懋的話說,特展的最大特點,是「打破禁忌,客觀陳述了上世紀50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在台北馬場町刑場大肆槍殺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歷史」。政治風暴如期而至,但其實也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沒有查辦,沒有撤職,沒有迫害。最多無非一些報章口水而已。

英魂亡靈受到禮遇

這次打破禁忌,是台灣社會的一個集體突破,人權觀上的一個突破。吳石、陳寶倉、夏曦、朱楓,都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情報人員。包括後來同樣被槍殺於馬場町的國民黨大員陳儀,亦因策動舊屬湯恩伯投共而遇難。馬場町數千死難者,多數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及左翼人士。所以,一定程度講,馬場町可以說是台灣左翼的聖地,有如耶路撒冷哭牆之於猶太民族。而如果左翼得手,對今天的台灣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

但縱然如此,今天的台灣社會對他們已然沒有絲毫偏見。以政府出資修建馬場町紀念公園,去衝擊政府,沒有人去馬場町砸場子,也沒有人報復主持其事的林先生和龍應台。5月25日,「1950仲夏的馬場町」開展,馬英九還以台北市市長身分前往參觀和致哀。以後每年,馬場町都會舉行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2005年秋祭,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再度前往,代表全黨向在場者深深地鞠躬致歉。

對反叛異端的容納

被稱作英魂的左翼受難者的亡靈,在馬場町受到了最大禮遇。只有生命,沒有敵人。只有人道,沒有仇恨。這就是今天馬場町所達到的精神高度。這高度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識形態。人們往往稱道美國南北戰爭的寬容和人道,李將軍等南軍將士戰後都受到善待,居然沒有推出一個戰犯,沒有一兵一卒遭到清算和迫害。南方人民還可以用凱旋者才可能獲得的儀式隆重歡迎李將軍。人們普遍認為,這就是普世人權,這就是現代文明。這說法當然沒有錯,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說的何止這些,我們還可以說,美國能做到的,我們華人社會也可以做到,我們華人社會也可以兌現普世人權、兌現現代文明,馬場町就是這方面一個最生動的例證。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一早趕到馬場町。讓我驚訝的是,馬場町完全沒有我想像中的凝重,陰沉。大片大片草坪綠到醉人;新店溪水溫婉活潑;兩岸到處是密密的葦叢,不知名的鳥兒一起一落地彼此唱和。最吸引我眼球的,則是沿著新店溪延伸的悠長的綠道,有老人牽手散步,有情侶在路邊留影,有年輕人騎著單車飛奔。那麼的和平安詳,那麼的青春飛揚,哪有一絲一毫淒風苦雨。

但越是如此,廣場中央的土丘就越是顯得突兀,越是容易引發好奇和追問。土丘表面,也已經長滿了青草。讓人難以想像,土丘所掩埋的那一層層的血跡──據說,每槍殺一批人,都會留下一灘血,然後就會用土蓋掉。被槍殺的人越來越多,土越堆越高,就有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土丘。

土丘正面,有一個淺淺的大理石碑。是謂「馬場町河濱公園紀念丘」。碑文一律燙金,顯得高貴肅穆。

碑文云:「1950年代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志士,在戒嚴時期被逮捕,並在這馬場町土丘一帶槍決死亡。現為追思死者並紀念這歷史事蹟,特為保存馬場町刑場土丘,追悼千萬個在台灣犧牲的英魂,並供後來者憑弔及瞻仰。」

「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志士」,這就是台灣對當年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翼人士的定位。這不是對一批人的定位,而是對所有反叛者、異端者的定位。就此來說,台灣社會對反叛和異端的容納程度,已經不在歐美之下。而對反叛和異端的容納程度,顯然最能代表一個社會的自由、人道和文明的水平。

(笑蜀/《新周刊》「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專題〈從火燒島到綠島──我的台灣轉型之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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