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院通過李復甸委員的提案,糾正法務部與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監察院以為法務部無法律依據而逕以行政規則,經常使用派分「他」字案的模式進行偵查,偵查無結果則以行政簽結,過於浮濫;於他字案件中慣以通知書傳訊犯罪嫌疑人,妨礙當事人訴訟防禦權,應該檢討改進。法務部次長作出回應,將依監察院糾正意旨,督促所屬檢察機關確實改善。高檢署也對監察院的糾正意見,表示尊重。這件事,是沉寂已久的司法改革路徑上一個新鮮的題目。多年行之已久的慣行,也是陋習,經過監察院的慧識,點破箇中行政便宜行事的弊害,值得重視。

將偵查案件分為偵字他字,看起來只是一個文號的不同,並不起眼。可是這一字之差,偵查實務上卻有玄機。區別偵字他字的,根據檢察機關之現行作法,是對於被告及事實均已明確的案件,多使用「偵」字案進行偵查;對於不確定的對象或事實,則是派分為「他」字案進行偵查。表面上看起來,這在實務上非無道理,可是由於區分偵字他字,並無法律根據,純憑行政裁量,偵字他字案件的辦案方式大不相同,於是常常開啟了偵查實務上規避刑事訴訟法律程序要求的方便之門,流弊甚大,現在監察院一一加以指明之後,問題旋即浮現出來。

不妨這樣說,檢察機關派分為偵字案件偵查的案件,是偵查事務中的正規軍,一切行事,都須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辦事。首先,必須使用傳票傳訊犯罪嫌疑人,也要告知當事人偵查的罪名,被傳訊者即有權利攜帶律師到場,於偵查中行使辯護的權利。偵查完結之後,如果發現犯罪事實確鑿,當然是製作起訴書,提起公訴;如果認為事證不足,則應為不起訴處分。對於不起訴處分,告訴人可以申請上級檢察機關再議。不起訴處分一旦確定,則發生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對於同一當事人的同一事實,不能再以相同的罪名進行偵查。這是《刑事訴訟法》為了避免檢察機關於同一件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追究當事人刑事責任,形成平民百姓難以承受的威脅,所為的保護規定。

但是,檢察機關一旦使用「他」字案件進行偵查,就以犯罪嫌疑人不明為由,自動地也自以為是地不受《刑事訴訟法》偵查程序的限制。於是只以「通知書」而非「傳票」傳喚當事人,既不是傳票傳喚,就會告知當事人因是他字而且並非認定為犯罪嫌疑人,不必有律師辯護人到場。然則偵訊所得的資訊,其實與偵字案並無不同,仍然可以於日後用為起訴論罪的證據,單此一點,「他」字案加上「通知書」,即成為檢方迴避辯護人到場維護當事人合法權利的重要利器。偏偏派分偵字他字,全由檢方決定。先分他字取得相關資訊,再改分為偵字進行偵查,即成為經常使用而且看似順理成章的手法。

使用他字辦案,對於檢方還有三個方便,但都是規避《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手段。一個方便是,使用「他」字辦案,如果發現犯罪證據不足,則可以逕以行政簽結,免去製作不起訴處分書的麻煩;第二個方便是,不製作不起訴處分書,則有不許告訴人聲請再議的理由,也省卻了被上級檢察署發回重新偵查的麻煩;第三個方便是,行政簽結之後,隨時又可再行偵查,而以並無不起訴處分書存在為由,聲稱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約束。這幾項方便之處,其實是假藉行政便宜的手段,不受法律的制約,既不利告訴人,也不利犯罪嫌疑人,還可不受上級檢察機關的再議監督,雖然都不是合法之事,可是實務上當然是何樂不為,而且樂此不疲。

監察院既然提出了糾正案,法務部正確的改進之道,應該是立即停止派分他字案件的種種便宜行事作風,一切回歸《刑事訴訟法》的要求,將「通知書」視為傳喚,將行政簽結改為不起訴處分。如果真有實務上的需要,也應該盡速提案修改《刑事訴訟法》,在加設適當法定限制的前提下經過立法院審議通過後,依法為之,方是符合法治要求的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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