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左派的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見圖,美聯社)逝世,有台灣學者著文對霍氏頌揚備極,說他是「二十世紀偉大的史學家」和「永不妥協的左派」,這兩種諡評,表面看來,似乎都言之成理,但仔細研究其生平,深入了解其史學觀點及思想脈絡,會發現這樣的評論,未免以偏概全,不明內情的讀者,難免被誤導。

歷史不是我的專業,只是有些興趣而已,因此霍布斯邦死後,我特別細看了他的生平和美國報端所寫的訃聞(obituaries),發現他除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一以貫之外,最可怕的是他堅信要建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utopia),是可以不恤人命的。霍氏晚年接受加拿大作家伊格納提艾夫(Michael Ignatieff)和英國BBC電台訪問時,都被問到史達林在蘇聯推行共產主義,造成將近二千萬無辜人民的死亡,是否值得?他的答覆是:「如果能創造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不僅值得,也是正當的(justified)」。

照這樣的邏輯,毛澤東搞三面紅旗,大躍進,使好幾千萬人死於非命,如果真能建立共產主義的天堂,也是值得和正當的了。這是絕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太可怕了。因為霍氏如此維護史達林的恐怖統治,他對赫魯曉夫鞭屍史達林,完全無法接受。

二戰時,史達林和希特勒簽定蘇德互不侵犯協定,導致西方許多親共人士對蘇聯的幻滅,霍布斯邦則無一語批評,因他信仰共產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加上他猶太人的身分,他對希特勒的譴責不遺餘力,對於這種雙重標準,他的解釋是:「史達林只是蘇聯的問題,而希特勒的威脅是無所不在的」。依此推論下去,毛澤東就只是中國的問題,與世界無關了。

更荒謬的是,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開始崩潰後,霍氏居然痛心到說那是「整個人類的失敗」(the defeat of humanity)。我個人始終認為,蘇聯的垮台,戈巴契夫的貢獻最大,假如沒有戈巴契夫,恐怕蘇聯和東歐的附庸國今天仍然存在。同理,如想要中共政權徹底終結,中國大陸也必須出現戈巴契夫式的人物,溫家寶顯然是不夠的,以致他一再強調的政改只是徒託空談。

霍布斯邦的意識形態不能抹煞他在史學上的成就,特別是他對過去二百年歷史闡釋所寫的年代五部曲,至於他是不是二十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恐怕尚難做定論,至少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持此看法,但余先生推崇霍氏把學術性的歷史著作普及和通俗化的貢獻,就好比史景遷把中國歷史以生動的筆觸普及(popularize)給一般讀者的貢獻一樣,但史景遷是否是世紀性的史家,是無需爭論的。史景遷雖以中國史專家有聲於世,他的史學造詣是沒法和英國的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隋唐史專家)或是美國的牟復禮(Frederick Mote)相提並論的。余英時覺得霍布斯邦用力最深的還是英國的勞工史。

保守的英國作家和時評家普萊斯瓊斯(David Pryce-Jones,目前是美國《國家評論》雜誌資深編輯),批評霍布斯邦最為嚴厲,他說霍氏「使知識腐化成為宣傳,對客觀真理的觀念抱著輕蔑的心態」,這一切都因為他對世界共產主義有種宗教性的承諾,影響了他的判斷。

即使是他的好友美國史學家小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生前也在日記中說霍氏是「最後的史達林主義者」(the last Stalinist)。

#史達林 #史學 #蘇聯 #美國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