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說過,歷史不會重演,但卻總是押著同樣的韻腳。肇始於美國次貸市場的金融危機從金融體系傳染到實體經濟,再從私人部門擴散到公共部門。全球各國在貨幣刺激和結構調整方面均有所建樹,但效果並不令人滿意。美國在金融監管層面有所突破,但實體經濟的結構調整卻效果有限。

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

當前全球經濟減速是週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疊加所造成的,進行結構性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政治上非常難推行。長期的結構調整也不能忽視對短期經濟週期性波動的影響,因此,發達國家財政赤字削減力度應該以不對短期經濟增長造成重大衝擊為前提。避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再度抬頭,也非常重要,尤其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即美國、中國和歐盟,盡量消除貿易保護主義,實現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這不僅有助於提升全球經濟的安全性,也有助於促進所有經濟體的增長、實現全球經濟的需求平衡。

中長期而言,應在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下尋找新的增長引擎:

(一)打造更加健康、穩定的經濟增長引擎

金融危機之前,全球經濟的高增長神話可以歸因於兩點:一是發達國家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持續加槓桿化,二是新興經濟體融入全球生產鏈之後的出口爆發。這種模式一方面在發達國家積累了嚴重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使新興市場國家陷入低效增長的窠臼。長期來看,全球經濟亟需尋找新的增長引擎。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及綠色能源科技的開發與應用是有效策略。

(二)提供更加高效、廣泛的發展資金支援

在全球性的危機背景下,有效需求不足或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常態,要共同走出這場危機,不能按IMF所說的,依靠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以創造需求和就業的機會,而需要走一條新的政策路線,林毅夫教授稱之為反週期的「超越凱恩斯主義」,即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於能消除增長瓶頸、短期能夠創造就業、中長期能夠提高增長潛力和競爭力的交通基礎設施瓶頸、環境瓶頸等領域,以增加需求。

(三)構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國際經濟秩序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興市場國家迅速崛起,但其話語權和影響力並未得到有效保護,屢屢在貿易政策、產權保護等問題上遭遇發達國家的刁難,給全球的自由貿易和經濟增長製造了顯著障礙。長期來看,必須加快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秩序,以擴大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為全球的貿易和金融穩定提供更加安全的制度保障。

敦促發達國家負責任

首先,改革主要國際多邊機構的治理結構,提高新興經濟體的實質影響力。不可否認的是,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銀行和IMF的份額和話語權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尤其是中國,在兩個機構中的投票權分別上升到世界第3位和第6位。但是,這些舉措仍然是隔靴搔癢。比如,世界銀行和IMF的重大事務決策均需要85﹪以上的投票才能通過,而美國在這兩個組織的投票權分別為15.85﹪和17.09﹪,也就是說,美國依舊保留對重大決策的「一票否決權」。

其次,應擴大G20等新興多邊平台的影響,維護自身利益。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應積極鞏固G20自金融危機以來取得的各項成果,推動G20的機制化和常態化改革。在此基礎上,敦促發達國家採取更負責任、更加透明的財政、貨幣及金融監管政策,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政策紀律,以有效規範發達國家的內部政策、降低其外部負效應。(作者巴曙松為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華中煒為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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