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近年來中國大陸不斷發生的環保抗爭行動,昨日,北京《新京報》發表社論稱,透過司法訴訟管道,解決的環境糾紛不足1%;原因是:個別地方法院受制於地方利益,當訴訟涉及關乎當地經濟的大項目時,就認為「敏感」,拒不立案。

該篇名為「讓更多環境糾紛在法庭解決」的社評表示,10月26日,在大陸全國人大專題講座上,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楊朝飛稱:「自1996年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但真正透過司法訴訟管道解決的環境糾紛,卻不足1%。」

該評論引述《人民日報》評論江蘇啟東事件時,使用了「環境敏感期的新考題」的說法。對此,解決之道包括完善環境立法、重點項目環評的聽證制度;司法作為糾紛的終極解決手段,能避免矛盾久拖不決;法院作為超然於當事各方的中立機構,有助於絕緣官民之間的直接衝突。

但長期來,司法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並不大。一方面是,環保法制仍不完善,環境訴訟困難重重。如法定環境汙染賠償標準低,環境的修復成本無法索賠;舉證難;嚴格限制起訴主體,使得很多公益訴訟難以啟動。雲南玉溪等地雖設立了環境法庭,卻面臨著無案可審的困境。

另方面,個別地方法院受制於地方利益,當訴訟涉及關乎當地經濟的大項目時,就認為「敏感」,拒不立案,將矛盾推上大街。

在香港,66歲老太朱綺華對於在建的港珠澳大橋,提出司法複審,認為大橋建設沒有評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懸浮微粒的影響。法院接受該理由,因此叫停這個價值700億人民幣的工程。

《新京報》認為,四川什邡、江蘇啟東的教訓不遠,多在司法管道中解決環境糾紛問題,是符合公民、企業和政府各方利益的矛盾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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