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醫學院無心唸書,一直心內苦惱。讀那些雜書、小說打發時間。也常常蹺課,整日看小說,只有要寫札記才會坐著看書。

光復後,白樂園因為是日產被接收,一直為了住的問題傷腦筋。1947年二二八之後,米價一直漲升;尤其1948年、1949年年初的跌勢如大陸的金圓券、銀圓券。大陸撤退運來的黃金、美金或銀圓,尹仲容先生運用高利率的政策,於1949年6月15日換了新台幣,總算穩住了。也是差不多那時候,我領到獎學金還兼例外的工讀生(獎學金一個月43元,工讀生一個月25元)。賣血已經不是為了錢,經這麼一來就成為義務了。

戰後復學 開始賣血

在1949年6月15日新台幣發行以後,有了獎學金。在此之前,我已經開始賣血,100c. c.賣250元新台幣,就可以過兩個月。當時舊台幣還可以通用,1元新台幣是4萬舊台幣。不過心軟,看到病人是新莊的窮佃農,250c. c.的錢還拿包了一包袱舊台幣,不忍收,退還;只收了一「謝籃」的雞蛋,結果寄附宿舍,自己只拿幾個。當時血牛還不多,而且醫學院學生的銷路不錯。不過當了「賣血人」,是一種職業,當然有職業倫理、義務。我這O型當時叫做「博愛型」,沒有同血型只要交叉試驗正常,就可以通用;沒有適當的供血人,宿舍近,三更半夜被點到了,你也有義務出差。所以我以後暈倒過一次,就改為一次100c. c.的供血人,多了吃不消。

我是1947年8月下旬到上海,9月中旬回到台灣。在上海,無聊就往公園跑。秋已來,落葉漸多。有時看滾滾流水,有時去書店玩,有一家德國人開的,稍會說幾句德文,想不到老闆夫妻很高興,還送一本書。上海那些外灘銀行、商行的建築是當代精華,只是我穿得太有難民味,近邋遢,不好意思去參觀20世紀初的偉構。歸程買不到票,18萬(法幣)補四等票,給5萬買通茶房,占一床位,查房時茶房會通知。當時與張先生同房,大概談不到10句話,後來才知道他就是那位台北案的張國雄。

歸來趕緊辦住臨時宿舍的手續,註冊完,10月1日、2日,才搬進西館的大房,住6人:除了我,江金培、吳再成以後都當了大醫院院長,林凱南兄是彰化名醫,黃致遠兄、林雄斌兄不幸早過世。我後來搬到新東館二樓中間獨住(兼辦公室,有些書類檔案要放),以後吳兄無住處又擠進我的房間。

入醫學院 無心唸書

自1947年10月1日入醫學院臨時學生宿舍。的確我的書最多,約8百本以上。兩個書櫃及桌子擺不下,用肥皂木箱裝一堆書放在床下面,還天天、處處借書看。本來如硬是不改,我還是可以讀自己的化學工程,甚至改變讀閒書的那種極浪費時間的生活習慣。到醫學院無心唸書,一直心內苦惱。讀那些雜書、小說打發時間。也常常蹺課,整日看小說,只有要寫札記才會坐著看書。仔細一想我這輩子是1942年7月到1944年12月,以後是1948年9月到1950年5月12日,才稍微認真一點;不過閒書照看。認真地花兩天去想一條幾何題的補助線,或者大一為書上一題積分,想兩天無解才去找施拱星教授,老師在黑板上做了10、20分鐘,才說:「明天下午什麼時候下課。」

「下午4點50分。」

他笑一下說:「那時候給你。」

翌日下課我就在教室門口等他,遠遠就看到他由圖書館邊的路走過來,我就走過去,打個招呼點了頭,他走過來遞給我一張紙:

「要轉換三次太難了,醫學院大概用不到這麼難的。」

「你不要唸醫學院,來數學系吧。」

當時唸數學系的人不多。我才說實話,本來想唸化工,是被迫上醫學院的。以後我不好意思,真的寫信給父親,拿了父親一封回覆不准的信給他看。之後三妹就唸台大數學系,常替施老師買郵票,他也集郵。

1947年二二八之後更是不認真。不過3月下旬搬到千歲町,在當時錢思亮先生家前面,和魏綸如住同一房間。有空他坐著看書,我不好意思躺在一旁,所以那學期平均還有84點。

一直到1948年9月升三年級,心緒太低落,也為了看小說蹺課,只有考試前看筆記;兩小時的上課筆記,大約30分鐘就可以抄完。但授課中教授的暗示,抄筆記就無法求到。三年級,想說可以到公共衛生領域,逃脫當醫師,才認真泡圖書分館,唸公共衛生、衛生工程、遺傳學、統計學、肺結核、癩病、熱帶醫學等書刊;但英文太差,還得帶辭典。

亂讀,也帶些如拉斯金、克魯巴都金、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偶而也讀到《聯共黨史》,對史達林的殘忍無情心已有領教。同情羅森堡女士,也看一看她的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翻一次,沒有經濟學、哲學、邏輯學的基礎,很難讀懂。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學三年級由岩波新書的翻譯,看周傳海的解釋,光復後有不少不同的三民主義的版本也看過,《實業計畫》也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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