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首場公職考試於日前登場,這場考試雖是國小學歷者即可報考的初等考試,起薪不到3萬元,但前往報考者中竟有5千多名碩士、35名博士。這一現象說明我國人力低度運用情況日趨嚴重,不可不加以正視。

十多年來由於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與產業政策各行其道,造成高學歷者苦於學非所用,而企業則大嘆人力不足。日前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參訪可成、萬國、建大這三家返台投資的台商,業者皆表示在台投資最大的問題就是招募不到生產線上的作業員。但反諷的是,國內青年失業率卻高逾13%,足足是台灣平均失業率的3倍。台灣社會一邊面臨缺工,另一邊卻依然無工可作,人力供需失衡之嚴重,不言可喻。

眾所週知,台灣人力供需失衡的根本原因,仍在於政府十多年廣設大學、研究所的政策,使得國內的高學歷人口於幾年之間以倍數成長。如今台灣具大學學歷者已達420萬人,具碩博士學歷者也已逾100萬,相較於1997年大學學歷者114萬,碩博士學歷者11萬,十多年來我國高學歷人口成長之速,可謂舉世僅見。

政府高等教育政策創造了如此多的高學歷人口,但產業政策下的研發、創新人力卻沒有如此大的需求,於是形成了當前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人力低度運用問題。試想一個只要國小學歷即可參加的公務員初等考試,竟有5千多名碩士、35名博士報考,這豈非人力供需失衡的警訊?

事實上,這些年來各類公職考試都出現此一現象。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調查,五年前每百個找工作者只有5個想考公職,但如今已升至13個,而依考選部的統計,五年來報考高普考的人數,也由8萬多人倍增至近16萬人。這個現象固然與近年景氣低迷有關,但實則為高等教育政策使然。試想政府培養這麼多的博碩士,姑不論其所學與企業所需未盡相符,即令相符,企業也沒有這麼大的人力需求;於是不論所學為何,皆熱中於各類的公職考試,高考不上繼之以普考,普考不上繼之以特考、初考。這雖可美其名為政府人力素質的提升,但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豈是可喜之事?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力低度運用的情況除了呈現在公職考試上,如今也已呈現在職場上。近年來各行各業進用的碩博士快速成長,2011年底除了半導體、面板、電腦通信等科技產業擁有10多萬名碩博士,服務業的碩博士也逾20萬名。高學歷者遍布於餐館業、批發業、不動產業、旅行業、保全業及人力派遣業,其中人力派遣業在四年之間更倍增至5千餘人。觀察各業裡的碩博士,其中雖不乏有學以致用者,但學非所用者、大嘆生不逢時者,恐亦不在少數。

就以人力派遣業而言,其工作型態與傳統的僱用方式不同,因此也被稱為「非典型就業」。派遣人力的工作隨契約結束而會出現異動,這樣的工作環境莫說難伸其志,薪資水準相對也較低。依主計總處的調查,其2011年的經常性薪資平均不到三萬元,遠低於一般平均薪資的水準。以這樣的工作報酬來維持家計殊為不易,然而近幾年來進入此一行業的碩博士竟以倍數成長,這比起數千位碩博士報考初等考試,著實更令人訝異。

我們認為薪水固然不能代表一切,讓走出校園的青年體驗派遣人員工作的辛酸也可歷練其心志,並非毫無益處。但長期而言,青年的所學與所用若不能契合,這非僅是個人的損失,更是政府每年投入數百億高教預算的浪費。行政院的產學人力協調平台雖已建立多年,但迄今卻未見其提出正本清源之策,台灣每年仍持續創造6萬個碩博士。依此推計,無需十年,國內碩博士人口又將再升逾150萬人的新里程碑,屆時人力低度運用問題必將更形嚴重。

在西元十一世紀力主變法圖強的宋朝政治家王安石,就曾多次上書宋仁宗及神宗強調人才培養的重要,他說:「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王安石早已看出人才的教、養、取、任必須兼顧,能兼顧者則一國之人才不勝用,不能兼顧者則一國之人才不能用,其早我們九百多年已看到人力供需失衡的嚴重性。而十多年來我們的決策當局卻依舊懵然無知,各部會依舊蕭規曹隨、各行其事,無視於人力低度運用,對國家經濟已然伏下不測之憂。

最近輿論對景氣是否復甦、年金制度如何改革、政府組織如何再造甚為憂心。惟經濟發展的中心是人,過程是人,結果也是人,若不從人力這百年大計著手改革,台灣經濟社會的問題將永遠無解。屆時會有更多的博碩士報名初等考試,更多的博碩士成為派遣人力,但也會有更多台商因找不到所需的人力,而紛紛將生產線移至海外。執政者一定要到那一天才覺悟,則國力已失,為時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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