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勞委會以訴訟向勞方追討十六年前的代位求償/貸款,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在台北車站臥軌抗爭,引起許多旅客反彈。當政治體制失能擴大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政府無法解決社會衝突,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民意喪失體制內發聲管道,自然被逼上街頭自力救濟。然而後現代社會,複雜的政治議題不如淺薄的消費事件吸引注意力,連傳統向官署抗議都被框定於特定領域,弱勢受害者經常投訴無門,長久之下行動必然激烈化,可預期勞動者和消費者的表面對立將愈來愈常見。

經濟社會中,勞動者和消費者其實是家戶部門的一體兩面,在此事件中的角色內在衝突產生戲劇張力。抗議的勞動者,表面上似乎爭取私人的權益,實際上卻是在幫整體消費者作為勞工身分的制度性權益打拚。生活常軌被干擾的消費者,因當下的憤怒而口不擇言,卻可能在另一個舒適安逸環境,欣賞像《悲慘世界》歌劇裡的血汗,產生普世價值的共鳴而潸然淚下,這差不多是我們罵政客「換了位子換腦袋」的個人版,活鮮鮮錯把恩人當敵人。

特殊冷戰歷史脈絡的台灣民主化,透過和平選舉完成兩次政黨輪替,但沒有全面、徹底且正面的轉型正義過程。不但在法律體系充斥著,《社會秩序維護法》、《集會遊行法》、《人民團體法》等等戒嚴遺毒,大多數人心底還存在著「去政治」的小小思想警察。

因而非常狹隘、個案式的所謂消費者利益至為發達,但對於制度結構性的消費者權益卻極為疲弱,抓政府稽核不周全的檢驗報告式記者會容易博得版面,但美牛美豬、核電、基因改造食物,卻被歸類為政治議題而無感。十幾年前,台灣旅行團霸機在航空界惡名遠播,曾經是台美貿易談判的課題之一,但不易形成組織的台鐵旅客,可以吞忍台鐵經常性長時間誤點,卻不能容忍半個小時的勞工臥軌抗爭,這是對政治嚴重過敏的症候群。

從威權解體迄今進行考古,文化霸權大多還被牢牢掌控在保守的意識形態。當時某部國片,以救護車被遊行阻塞無法送醫而死亡的情節作終,狠狠修理常見的「公理何在」標語。雖然學術界已經解構這套反動的說辭,但日常新聞和綜藝節目諷刺短劇無厘頭的醜化依舊,常民被反覆洗腦下,將抗議者貶低為自利者。多數第一次被政府踐踏的受害者,總需要心理建設來擺脫這種身分認同的汙名,出去陳情抗爭前,我們這些「社運流氓」若不大費周章解釋《集會遊行法》,警察也常雞毛當令箭地把抗爭搓掉。

文化霸權總是用放大鏡盯著枝微末節,誇大抗議者的「社會成本」,極小化統治者的責任,不對等的成本效益評估後,「你們的訴求很對,但錯誤的作法無法得到社會認同」彷若天條。

台灣的遊行要一直用大聲公跟周邊的人說對不起,經過學校醫院要噤聲,不應該丟雞蛋或牛豬糞尿,活動結束要把冥紙和垃圾撿乾淨,不然清潔隊弱勢者很可憐。而中產階級歡樂且有秩序,無害於統治結構的活動,則得到掌聲讚揚。人民的抗議就這樣被馴化和諧了!

議題必定被設定、導引到抗爭技巧的層面,以便媒體實現「你們的訴求被激烈手段模糊了」的自我預言。其實掌握發言權的權力集團,壓根不承認訴求是正當的,遑論手段。

臥軌的社會抗爭,終究還是要透過體制做政治解決,再來一趟深刻的民主洗禮,補修我們沒做完的功課。如果你真的很討厭在路上突然被政治干擾,更應該讓公共決策過程變得更透明具穿透性,與其體制外抗爭製造不確定性,不如讓他們在體制裡面吵,甚至有政治席位。

消費者和勞動者應該攜手,共同要求政治部門面對民意,刪減民主赤字,而不是互相仇恨謾罵自己的另一個身分。

(作者為綠黨中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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