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季X蘇曉康談《屠龍年代》 咀嚼傷痛後的甦醒

蘇曉康(圖右)今年六月應台北市文化局之邀來台擔任「駐市作家」,他與另一位重量級的文字工作者季季(圖左)在《時報周刊》策畫下,進行了一場精采萬分的對談。(時報周刊提供)

在與季季的這場對談中,我們看到了重拾當年《河殤》警世之筆寫下《屠龍年代》的蘇曉康,在書寫之外是怎麼看待自己這一路行經的歷程,怎麼看待與他攜手相伴的愛妻,怎麼看待歷劫之後,重新給予他靈感的台灣。

他,是蘇曉康,是八○年代末以《河殤》撼動華人世界的報導文學作家,今年六月應台北市文化局之邀來台擔任「駐市作家」;她,是季季,在六○年代放棄大學聯考參加「文藝寫作研究隊」獲小說首獎,之後長期浸淫專業寫作與編輯工作。這兩位重量級的文字工作者在《時報周刊》策畫下,進行了一場精采萬分的對談。

幸福--居家生活的平凡感受

季季(以下簡稱季):這是你第五次來台灣,卻是第一次帶傅莉(注:蘇曉康之妻,一九九三年在美因車禍癱瘓)一起來,意義特別不同。她雖然坐著輪椅,但是氣定神閒,臉色白裡透紅,朋友們都很驚喜,也都很喜歡她;看得出來她也很喜歡台北。文化局安排你們住在北平東路的國際藝術村,離市場、車站都很近,你還可以自己買菜做飯,推著傅莉去逛街買衣服,這種居家過日子的生活,和你前幾次來大不相同,對台北想必也有更深入的觀察吧?

蘇曉康(以下簡稱蘇):這次我帶傅莉坐輪椅來台北,一上路就有點發慌。誰知在長榮的航班上,三位空姐來扶她上廁所,可說是旅途中就開始享受優質的「台灣服務」。到了台北,在國際藝術村住下,我去附近一家超市購買食品和日用品,發現台北生活便利之外,另一個令人豔羨之處,是價格低廉得可愛。我在太原路買了一只燉鍋,二十美元(約六百元台幣),跟美國的價格差不多,我就很吃驚了,因為美國是得天獨厚的低價消費;後來我又在醫療用品店,為傅莉買了一只活動便器椅,價格竟然只有美國的一半,質量卻好得多。

說實話,生活幸福指數,為什麼只有北歐小國最高,因為資本主義的高福利社會,只有他們玩得起,大國統統是失敗的。台灣的高福利和低價格,也許連北歐國家都望塵莫及。還有台北的國際化,在人道標準上,也更優越於歐美老都市,比如我推著傅莉在最靠近的善導寺站坐電梯下去,進入捷運系統,通暢無阻不說,連結它的地下街也是四處溜達「無障礙」。這是只有當你陪著一個殘障人外出的時候,才會感同身受的一件事情。

季:這次你來台北市做駐市作家八個禮拜,還有一些別具意義的第一次。譬如,以前你在台灣發表文章或出書,最快也要一星期才能在美國看到報紙或新書,這次不但發表當天一早就能看到報紙,出版當天就能看到新書,還能與傅莉一起出席《屠龍年代》的新書發表會呢!

蘇:是啊!我不知道其他寫作者是不是都有「墨香渴望症」,或者說在網路時代還患「鉛字偏執狂」,反正我有。四月初我在美國寫完《屠龍年代》,就email給妳,然後我們倆再上Skype編輯這本書,好像這本書只存在於虛擬世界似的。但是,來台第三天,我第一次見到我的責任編輯,那姑娘就給了我一大疊《屠龍年代》清樣,我好像手裡終於抱上了一個呱呱落地嬰兒的那種感覺,只覺得幸福。

季:還有一次是六月二十一日,我們在「台北故事館」朗讀,那天來了很多讀者,主持人陳芳明教授在朗讀結束後留半小時給讀者發問,有個女讀者站起來說沒兩句就哭了,你記得她說的話嗎?

蘇:當然記得,「繆思的星期五」。那天傅莉坐在聽眾席第一排,那位讀者坐在最後面一排,沒看到傅莉。我們都朗讀完之後,靠後面的座位上有一位女士站起來說:「我讀你的《寂寞的德拉瓦灣》,就像跟你和傅莉生活在一起,在你們家住了一個多月似的;可是,今天在台北看到你,那傅莉呢,她在哪裡?誰照顧她?」

當時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被她這麼一問,慌忙去把輪椅上的傅莉轉過去,一邊揮手招呼那女士上來,我一把握住她的手,自己卻幾乎哭出來;我又拉她到輪椅旁跟傅莉相會,兩個女人手牽手,那一刻的感受真是無與倫比。後來讀者湧上來找我簽名,那女士悄然離去了,我甚至沒有來得及問一聲她的名字,但我深感能與讀者有這樣一種神交,是何等福氣,何等珍奇。

歷劫--爆發沉積已久的能量

季:一九九三年車禍至今,整整二十年了。從年齡來說,這二十年對任何人都是事業的黃金時代,但你為了照顧傅莉,傾盡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十多年沒有發表新作品,文藝界的朋友都非常惋惜——想想看,你的《河殤》解說辭,一九八八年十月在台灣出版後,半年多就銷售七十多版啊!

蘇:我本來是一個寫作者,車禍後得了憂鬱症而中斷寫作,我稱自己是「文字休克」。二十年裡我沉溺於痛苦不能自拔,在旁人看著可能太自戀了。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這種咀嚼傷痛,是對人生、人性的一種沉思,對往昔自我的一種沉澱,我有機會獲得這樣的反省,在流亡群落裡是不多見的。可以說,我經歷了一場脫胎換骨。在寫作上,我也完成了妳對我所詮釋的「大骨架已被大時代拆解」,走過「從肉體深處追索生命密碼的詭異旅程」,完成了妳所說的「心靈修補」,回到了我的個體。無論從哪方面來講,我都受益匪淺。妳看,《寂寞的德拉瓦灣》出版後,我又可以重返「大骨架」,完成了《屠龍年代》,再去「憂國憂民」一回。

季:二○一二年一月你第四次來台之前,距離一九九七年《離魂歷劫自序》初版已有十五年,那十五年就是你所說的「精神癱瘓與書寫休眠」。可是那次從台灣回去後,你重寫《離魂歷劫自序》,二○一二年九月新出了增訂版,二○一三年一月出版了續集《寂寞的德拉瓦灣》,這次來台又出版了《屠龍年代》,不到一年之間出版了三本書;每天還得買菜做三餐,照顧傅莉看醫生,做復健、物理治療等等,夠忙的了。但你的創作似乎回到《河殤》之前那些年,沉積的能量不斷爆發。對這一年多的「甦醒」歷程,你是否可以自我剖析得更詳細、更深入些?

蘇:那天在誠品敦南店跟妳對談時,我提到一個「尋找母體,重拾靈感」的說法,我講的母體是雙關語: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被媽媽孕育於台灣,這片土地對我而言,猶如母體;而對一個華文作家來說,中文環境便是母體。流亡者被剝離出母體,久而久之就會失語、休克。所以我是很幸運的,經歷了那場「離魂歷劫」的災難之後,我的第一次文字傾訴,在台灣獲得讀者的共鳴和激賞,這種回餽,就是治療我的休克和失語的萬應靈丹呀!

之前的十多年雖然沒出新書,但沉寂之中也一直在醞釀,產生不少寫作計畫,有好幾本書的腹稿在腦海裡翻騰。不過,我不急。我不想再重複我自己,重複那個年輕時代急功好利的蘇曉康。車禍發生後,給我提供了一個邊緣、冷寂、孤獨的環境,我可以在這裡從容地把我的個體生出來。中國的糜爛、人間的功利、世態的炎涼,都跟我不相干了。所以,我說流亡和孤獨並非全是負面。另外,當然還有傅莉,她那種絕不屈服於自己悲苦命運的抵死的抗爭,分分秒秒地展現在我眼前,鞭策我的惰性,教我不會苟且。

寶貝--失而復得的十本筆記

季:傅莉對你這一生的影響實在太大了,甚至你由一個當紅的報告文學作家,涉足到電視紀錄片《河殤》的製作,也是因為傅莉的一句話。這件事我從沒聽你說過,是這次看《屠龍年代》書稿才發現的。你提到中央電視台導演夏駿,到你家去勸說你「再搞一部『黃河』如何?」你起先是婉拒的。看了你在一七五頁的這段敘述,才能更加了解當時的來龍去脈。

八七年我正徐徐進入報告文學的瘋狂期,《陰陽大裂變》、《自由備忘錄》先後發表,全國大小報刊爭相轉載《陰陽大裂變》,我筆下的那些離婚故事,也正成為市井巷弄裡茶餘飯後的談資;八五年讓我夢魂縈繞的黃河,那時已悄然消退了,我怎還回得到黃河上去?我跟夏駿說不行,我無分身術。見夏駿失望地告辭後,傅莉忽然說了一句:「剛才聽你跟那小夥子聊。其實我覺得,你也別回絕。報告文學有的是你寫的,電視卻是一條新路子,多試試沒壞處。」教她這麼一說,我倒睡不著了。起身坐到窗前燈下,拉了一張紙,略一沉吟,寫下一部六集電視片的題綱……。

那「六集電視片」,就是《河殤》。而《屠龍年代》的寫作,傅莉也是一個大功臣;要不是她的機智處理,那些材料怎麼可能「失而復得」?

蘇:的確是這樣。那些材料「失而復得」,已經是「六四」之後十四年了!就是二○○三年春我父親故去,四月我們獲准回北京奔喪的那一次,當局跟我約法三章:「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無論我們走到哪裡,也都有一部車跟蹤監視著。恰是在那樣的環境裡,在一個很偶然的場合,一個我不認識的普通人,跟我很自然地聊起來,說:「你們終於有機會回來一趟,這是當年傅莉託我保管的東西,我親手交還給你,也就放心了。我知道它們對你很重要。」說著遞給我一個提包。

那提包裡就是那幾十本採訪筆記,和一些重要資料,比如我逃亡時留給傅莉聘請辯護律師的委託書等。回到美國後,我多少次再翻閱這些筆記,任它們帶我回到八○年代去,重讀我的「心史」,心裡則更為感慨;這些寶貝失而復得,真乃上蒼經由傅莉對我的垂憐,不寫都可惜!

回眸--給八○年代一個交代

季:二○○三年拿回至今,也足足十年了!那幾十本筆記,有各種各樣的材料,為什麼你先寫了《屠龍年代》?這個選擇,想必有特別的含意?

蘇:我的創作興奮期在八○年代,有幾波高潮,從豫南災難(饑荒、水災),到治黃波瀾(三門峽、小浪底兩壩),到《河殤》巨浪,再到《烏托邦祭》(廬山會議),是那批採訪本的主要內容,巨細無遺。我寫《烏托邦祭》時,先做了一個「廬山會議」的「人物粗線」,竟然也躺在採訪本裡,讀它就勾起我在南昌趕寫那本書的五十個日夜。那些潦草零亂的筆記,猶如將我個人的身影,投射在一個灰濛濛的恐怖大時代的背景上,好像有什麼尚未完成、缺了一個終場。

八○年代本身是被攔腰斬斷的,終場就在「六四」那個血肉橫飛的木樨地。我們流亡以後的茫然、失語、昏厥,說到底都是因為失去了「結局」;一種比失敗還要可怕的中空感。所以二○○三年從北京帶回那批筆記後,我一直在琢磨如何對八○年代做一個交代。「八○年代」就像那場失敗的學潮一樣,既遭非議,又受歧視,無處討個公道。其實,八○年代是一個精采的時代,因為它以短短幾年的功夫,質疑了新、老兩個傳統,即祖宗和毛澤東;在思想史的意義上,這兩件事情,一是「五四」精神的再現,一是「非毛化」的濫觴。歷史將會顯示,將來中國的文化、精神資源,都會追溯到「八○年代」來。

我在回眸八○年代之間,也漸漸發現,中國空前慘烈的,是近六十年的當代史,令晦氣的幾千年歷史漸現溫美。這六十年至少有兩點,具備了「浩劫」的含義:一是餓死幾千萬人,並且是發生在「人相食」的極端境地下,舉世罕見;二是眼下的「掠奪型」經濟模式,已逼到了生態托架崩裂的程度,中華民族的家園正面臨萬劫不復的危險。

一本書的框架雖已漸漸形成,但我仍意猶未盡,繼續琢磨。忽然一天,我翻騰舊資料箱,偶然發現了兩大本採訪記錄稿,是八九~九○年流亡巴黎初期,兩對法國學者夫婦分別對我的採訪,一個是談「八○年代啟蒙運動」,一個是談《河殤》;他們都把復印件送我一份備案,但我帶到美國後一直壓在箱底,竟全然遺忘了。重讀訪談中那些記錄下來的鮮活細節,直讀得我淚溼襟袖。也就是在那一刻,靈光乍現,書名跳到眼前:《屠龍年代》!傳統是一條衰龍,毛澤東是一條人龍;八○年代最神氣的,正是一股敢於「屠龍」的勇氣,勝似當下百倍。這個主題,也終於扣住了我想說的要害:中國當代史,產生了一個所謂「毛澤東原罪」問題,高懸於歷史上空,詰問中國和人類。

季:你近一年來出的三本書,從個體又回到大骨架,前面你也說到,「有好幾本書的腹稿在腦海裡翻騰」;接下來,你計畫先寫哪一本?

蘇:我想試試自己的筆頭,是不是也能可「實」可「虛」?從「非虛構」轉換到「虛構」,寫小說也是我多年的夙願。我肚子裡的故事多極了,悲喜嗔痴的各色人物,常常列陣而來,我想把他們「釋放」到人間來。

關於蘇曉康

1949年生於台灣,長於京城景山腳下,為大陸著名作家、記者、異議分子,《河殤》總撰搞人,並以此而聞名,被視為是80年代中國大陸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1989年5月20日早晨,蘇曉康扔下《河殤》續集《五四》兩千分鐘拍攝資料、五集解說詞草稿和無奈的年輕導演夏駿,獨自沿著停滿軍車的北京翠微路,鑽進地鐵站,開始驚恐慌亂的地下逃亡。100天後獲得香港「黃雀行動」營救出境,9月中旬飛抵巴黎,從此流亡海外至今。著有《河殤》、《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等書。

關於季季

台灣省雲林縣人,1944年生。1963年畢業於省立虎尾女中高中部。1964年到台北,專業寫作14年。1977年底進入新聞界服務。1988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邀訪作家。曾任《中國時報》副刊組主任兼「人間」副刊主編,時報出版公司副總編輯,《中國時報》主筆。著有《屬於十七歲的》、《異鄉之死》、《月亮的背面》、《我的姊姊張愛玲》、《奇緣此生顧正秋》等書。

屠龍年代

作者:蘇曉康

定價:NT$ 320

出版:印刻出版

出版日期:2013.7

內容簡介:

《河殤》之後,對毛澤東原罪最尖銳有力的批判,揭露中國水患饑荒血禍,以及六四鎮壓、廬山會議等血腥決策的第一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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