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初,兩岸服貿爭議陡生,綠營排斥固不在話下,哪知反彈最激烈的,在出版界以郝明義為首,在藝文界則紙風車劇團、屏風表演班、牯嶺街小劇場等期期以為不可,理由不外質疑台灣市場規模太小,投資劇場等文創不可能獲利,如此大陸還有人出資,除非腦袋有問題,動機與目的不問自明。因此痛批:「大陸民間劇院,背後都有政府資金與管控機制。真來台灣,情況難以預測。若讓陸資經營台灣劇院,那軟體是否給了人?且大陸擅於控制文化,是否台灣的腦子也會被控制?」

自此,動機論、陰謀論甚囂塵上,把個「賣台論」這頂大帽子猛往馬英九頭上扣。

然則眾所周知李國修在世時,屏風曾數度赴大陸演出,不僅從未耳聞大陸官方打壓,亦且深受上海、北京觀眾熱烈歡迎。與之相較,在兩岸文化交流上,我們這幫知識分子豈非抱持「只問台灣輸出,不准大陸輸入」的本位主義心態?

果然如此,倘以全球化的經濟合作而言,則台灣文化界和藝文界,委實仍然存有「鎖國」的怯懦和逃避思維─因害怕挑戰而一味迴避,恐陽光炙熱而寧可躲在黑暗中,自我滿足於醬缸內的陰涼。

可悲的是,這種文化認知上的醬缸心態,多年來普遍瀰漫社會各角落,「恐共畏共」固其意識形態,以此衍生的歧視言行,實際出自台灣當代知識分子的毫無自信心,非但不深思本土的真實意義,更昧於全球文化潮流的一日千里。

以是即便面對兩岸服貿這種非做不可,今天不做明日必然後悔的經濟、文化議題,都會搞成為反對而反對的地步,在得失之間舉步維艱,導致浪費許多寶貴時間與國家資源之外,更讓台灣在日益蓬勃的軟實力競爭中掉隊。

舉例言之,今年是智利小說家羅貝托‧波拉尼奧逝世10周年,歐美社會無不蔚為盛事。西班牙「巴塞隆那當代藝術中心」,甚至舉辦為期3個月的「波拉尼奧文獻展」,推崇這位繼馬奎斯之後,拉美當代最偉大作家對世界文壇的貢獻。但在台灣出版界和文化界,何嘗聽過過這位浪跡一生而孤寂寫作,自嘆「死後享盛名」的「智利曹雪芹」?

必須該自問,何以在台灣讀不到波拉尼奧的《荒野偵探》、《2666》、《地球上的最後夜晚》以及《護身符》等繁體字譯本?事實是,台灣掉隊掉得很嚴重。反觀這一龐大翻譯工程,大陸4年前已陸續推動,每書推出即告轟動,鼓盪起沛然莫之能禦的「波拉尼奧熱」。

但這種針對國際當代文學大師而發的閱讀運動,又不止於波拉尼奧。比如馬奎斯,台灣兀自迷戀《百年孤寂》,勉強涉及《愛在瘟疫蔓延時》或者《迷宮中的將軍》,彷彿這位大文豪一輩子只寫了3部作品。實則他的《枯枝敗葉》、《惡時辰》、《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我不是來演講的》等諸書,此地絕不可能付梓,幸虧對岸南海出版社以逐一翻譯全集,方使讓中文讀者有機會探觸「爆炸文學大師」的魔幻技藝與襟懷。

務實而論,這僅是大陸拓展世界文化工程藍圖之一角,論其宏觀視野又不以文學為限,例如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的名著《知識分子與社會》,在台北書店也不可能買得到,而英國物理學家約漢‧D‧巴羅的《宇宙之書:從托勒密、愛因斯坦到多重宇宙》,出版商一樣興趣缺缺。

由此說明當台灣各界一味耽溺於本土化,愚癡程度實不下於鴕鳥,活在原鄉幻夢中,卻讓民眾喪失現代不可或缺的國際觀。

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少見有學者,或敢於抗衡「政治正確逆流」的知識分子,出面痛斥這種美其名為「愛台灣」的醬缸文化,反映彼等甘受被馴化和體制化之醜陋面貌,恰好呼應大詩人波赫士在1974年回顧與反思阿根廷命運與處境時所作斷言:「在純屬想像的本土文化尋找自己的傳統,既不可能更非常荒謬。」

倘謂「知識即權力」,誰擁有知識之鑰,誰就擁有競爭優勢,則我們必須反思是否應該去除醬缸封蓋,視《兩岸服貿協議》為橋梁,在經濟和文化上接軌全球,讓社會擺脫窒息多年的「本土化緊箍咒」,暢吸一大口新鮮空氣。(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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