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火車站的時鐘。(時報出版提供)
新竹火車站的時鐘。(時報出版提供)
「時的紀念日」守時傳單。(時報出版提供)
「時的紀念日」守時傳單。(時報出版提供)
被混淆的台灣史
被混淆的台灣史

在台灣推動全新的標準時間,最重要的宣導管道同樣透過教育體制。

你以為:漢人移民將「一寸光陰一寸金」的觀念帶進台灣。事實是:日本統治後,台灣人才開始有時間觀念。

忙碌而講求效率的現代台灣人很重視時間,常將「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時間就是金錢」掛在嘴邊,其實台灣人以「時、分、秒、星期」計時的觀念是日本統治台灣後才帶進來的,僅短短100多年。

從沙漏到鐘表

台灣人和計時工具的接觸始於17世紀來台荷蘭人用的沙漏,後來渡台漢人則是帶著滴漏(水鐘)與香印計算時間;接著是清朝官員帶來日晷與燭刻;繼而是航海的人為精準掌握潮汐漲落時刻以便船隻航行及停泊,會用焚香或沙漏等較精確的計時工具。

台灣人開始接觸西方人的時間觀是1860年代淡水、打狗開放通商口岸後,有了新式海關制度、輪船運輸,輪船發班時間是以「周」和「時」計算;開放通商口岸18年後,打狗海關第一次進口鐘表,隨後淡水海關、安平海關陸續有鐘表進口的紀錄。

1885年,劉銘傳被任命為首任台灣巡撫,3年後開始實行郵政系統,淡水至福州的海底電報管線鋪設完成,台北至打狗的電報系統也完工;建省8年後,基隆到新竹的鐵路完工通車。這些新設施建成後,就有了新的工作時間規範,如電報局員工採「三班制」,一天分成3個班次,每個班次8小時;火車每日來回台北、新竹4次,每天早晨7點開始發售火車票,當時火車、輪船的燃料是煤,供給煤料的礦工工作時間是8至10小時。

不過當時鐘表價格昂貴,進口數量不多,用來象徵身分地位遠大於計時的用途;劉銘傳建設台灣所引進的新工作時間規範,也沒有明顯影響當時社會的時間觀念。

直到日本開始統治台灣後,在1895年6月17日施行標準時間;約半年後,台灣總督府公布日本東京所在的東經135度為「中央標準時間」;以東經120度子午線作為台灣、澎湖群島、八重山及宮古群島的標準時間,稱為「西部標準時間」,並自隔年1月1日起實施(日本比台灣早1小時);隨後被日本併吞的朝鮮及中國東北等殖民地都先後納入「西部標準時區」。

日本統治台灣第2年,為了傳遞軍情、鎮壓島上反抗勢力,在全台建立了16個野戰郵便通訊站作為電報網。2年後,這些通訊站轉成一般民眾都可使用的普通電信服務單位,再過13年發展成178個郵局(也是電信局),這些通訊單位就成為推廣標準時間的重要管道。

隨著台、日間交通工具進步,1936年底,開始以飛機作為主要往來的交通工具,台灣與日本的時差經常引起混淆,於是隔年廢除西部標準時區,所有殖民地都以日本中央標準時間為準。

台灣總督府為了讓官員都能知道正確時刻,統治台灣第10天就實施「午炮報時」,每天11點半由近衛野戰炮兵聯隊到海軍部校準時鐘後,正午時刻發炮提醒人們校準時刻。

18年後,台南民間自行成立午炮組合,由各街庄分擔大約30元的火藥人事經費;台中比台南晚了8年才有午炮;後來一些小鎮陸續實施午炮,大家慢慢習慣了聽到午炮就是休息吃午飯的時間,而各公家機關、學校就開始午休或下班、下課了。

午炮制度隨著1921年華盛頓軍縮會議,決議約束日本軍備而結束,但日本接著在台灣推行「時的紀念日」。

日本為了加強人們認識時間並養成守時習慣,曾於1920年在東京舉行「時鐘展覽會」,制訂6月10日為「時的紀念日」,隔年開始在台灣推行。每年的這一天會有各種宣傳守時觀念的活動,更有趣的是會透過停電來告知時刻。

在日本推廣時間觀念的活動中,主要的參與者是學生;在台灣推動全新的標準時間,最重要的宣導管道同樣透過教育體制。

台灣社會最早接觸「星期」的時間單位是荷蘭統治時期,荷蘭人在新港(今台南新市)等原住民地區開設的學校就是以「星期」安排課程;但是漢人傳統書院教育都是以「旬」(10天)或「朔」(初1)、「望」(15)為單位。淡水和打狗開港後,台灣人與外國人通商交易就得以「星期」為單位;到了日本統治時期,總督府規定星期日為休息日,學校星期六下午不上課,學校的課程都是以「周」為單位安排授課的分量和進度。

校規養成守時

日常生活中,透過學校的各種規範來養成學生遵守時間的習慣。例如:住校生每天5點至5點半起床參加朝會,接著男校學生要做晨間體操運動,再吃早餐,然後上課。學校上下課時間都是以手搖鈴的鈴聲或鐘聲為號,下午上課一般是12點半開始,2點半下課;如果是實業學校(即職業學校)的學生,下午則是實習課。

日本統治者將標準時間概念加入到台灣人的腦袋,「守時」更成了台灣社會的普遍價值。不管歷史上如何評價日本在台灣的50年,但就建立時間觀而言,倒是值得肯定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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