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四年級名嘴寫了篇「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的文章,引起社會廣大迴響,討論層次已從「高房價害得年輕人不敢奢望前途」的因果舌戰,升級到社會主義vs.自由主義的思想對抗。我們無意介入「國家」層面的正反辯,因為罵政府的言論已經夠多;況且政府該大或該小,是個複雜糾結的課題,無法像宣告絕對真理般鐵口斷定。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年輕人面對未來的態度,如果任由失敗主義蔓延,等於未戰先降,不論藍綠誰當家,國家前途都堪虞。因此,我們要特別提醒,年輕人固可不斷將政府當成「出氣筒」,但怨天尤人無法解決個人困境。不管國家對不對得起你,都不能成為自己不努力的藉口;不管時代再怎麼變,自己要為自己負責,這才是不變的真理。

時代當然不斷在變。距離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發表「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的傳世名言,忽焉已過了53年。這段旨在激發美國人愛國情操的就職演說,曾經膾炙人口,但今人讀之,若不能回到冷戰的歷史脈絡,而僅就字面理解,很可能會被年輕人認為甘迺迪是在「練肖話」,甚至可能將其kuso成「不要問我能為國家做什麼,要問國家能為我做什麼」。

我們之所以強調回歸「歷史脈絡」的重要性,實有感於當前有關世代剝削的種種爭辯,不是建立在「同情理解」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欲加之罪」的想像上。被指為剝削階級的四、五年級生,彷彿打從一開始就是既得利益者,從不曾面臨事多錢少離家遠的人生挑戰,衣食俸祿皆不費吹灰之力得來。尤有甚者,若干四、五年級名嘴高唱「原罪說」,自認對不起下一代,更壯大了「世代剝削論」的正當性。

身為在困頓年代成長的過來人,多數承擔不起「原罪說」。撇開任何時代都會有的權貴階級不談,若我們回歸「歷史脈絡」,屬於戰後嬰兒潮的四、五年級,成長階段被父母「照豬養」;食指浩繁的家庭,經常兄姐代替父母職,犧牲個人學業造就弟妹成材;人生的迂迴曲折,又豈是他們在青少年期所能預見?如果不幸是個孤女或孤男,只求能在加工出口區或家庭工廠謀生糊口,又豈敢計較起薪是幾K、工作符不符合興趣?

換言之,多數四、五年級生在入社會之初都不是人生勝利組,但他們大多堅持與惡劣環境拚搏的精神,就像台語老歌《孤女的願望》所描述:「假使少錢也著忍耐三冬五冬,為將來為著幸福甘願受苦來活動,有一日總會得著心情的輕鬆。」彼時的國家有比較對得起彼時的年輕人嗎?顯然沒有!但,何以困頓年代能激勵人心樂觀向上,到了物質豐饒的當代,反而充斥著失敗主義?

首先,四、五年級這一代還是犯了錯,但錯不在認真工作,為自己賺進「五子登科」的倒吃甘蔗人生,而是錯在「愛之適足以害之」的寶媽/寶爸心態。他們在當兒女的階段,秉持「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等到自己當了父母,又秉持「天下無不是的子女」。基於補償心態,他們對子女呵護備至,可以容忍自己的第一分工作學非所用且待遇微薄,卻不能忍受苦心栽培的子女竟面對「事多錢少離家遠」的社會初體驗。例如某博士級立委就曾為其精通多國語言的女兒叫屈,並宣稱女兒與其過勞賺不到兩萬,不如回家靠父母養。

問題是,父母就算「扶上馬送一程」,也不可能庇蔭一輩子,如不及早放手,兒女又如何學習獨立?就某種程度而言,四、五年級的三明治處境其實是自作自受。誠如有識者分析,四、五年級對下一代的未來,做到最少的是「價值的傳遞」。正因為四、五級沒有將「相信自己、感恩別人」的美德傳遞給下一代,子女才擺脫不了失敗主義與世代剝削論的糾葛。

其次,媒體與網路形成共犯結構,製造太多負面的假議題與假困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2K,彷彿年輕人再怎麼努力也擺脫不了22K魔咒。但試問,歷來大多數的社會新鮮人,誰不是從相對較低的薪水起步,然後靠著認真努力,為自己爭取升遷加薪的機會?

此外,輿論也擅長營造「年頭大不如前」的困境論,將低薪低就歸罪於時不我予,而非個人眼高手低。但試問,以今日台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政經情勢,個人處境真的比不上從前嗎?如今被奉為宅神、刀神的意見領袖,在網路世界快意暢行,又豈是當年在加工出口區孜孜矻矻的女工們所能奢望?

真要講困境,當代民主國家年輕人的處境會比從極權烏克蘭逃到美國的年輕人差嗎?這些逃難者中的一位,創辦了即時通訊軟體WhatsAPP,剛與臉書創辦人查克柏格簽下190億美元的超級併購合約。WhatsAPP創辦人庫姆(Jan Koum)以190億美元天價,證明了夢想與企圖心有多大,成功也就有無限的可能;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會成功。所以,不要再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自己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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