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學系黃郛(左)與蔣介石(右)交情源自留學日本。(摘自網路)
政學系黃郛(左)與蔣介石(右)交情源自留學日本。(摘自網路)
「公館系」宋子文(後排左起)、蔣介石、孔祥熙。(摘自網路)
「公館系」宋子文(後排左起)、蔣介石、孔祥熙。(摘自網路)

只有中日之間有不斷的緊張關係,不戰不和──今日所謂冷戰是也──才對他們絕對有利。

一旦跟日本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縱使不是全面戰爭,也會給已經虎視眈眈的共黨政權乘機進一步擴張,對南京構成極大威脅。南京國府的根基在東南長江下游,十分暴露,一旦被日軍擊敗,南京領袖們將有國無土了。所以,南京政權在國內的統一問題(包括中共)得到解決之前,不論政治解決或軍事解決,都不敢輕言對日全面抗戰,即使局部抵抗也不可冒險。此理甚明。

三大派系相互掣肘

南京的困難尚不止於此,國府當軸的汪蔣合作亦矛盾重重。汪精衛的改組派不是一個軍事集團,沒有兵權。它的政治權力不是靠刺刀,而是一部分靠汪個人在黨內外的威信與影響力,一部分靠他在南京和廣州之間的權力平衡中具有緩衝作用。

維繫汪派政治生命的一個不可缺的因素是:中日之間保持經常緊張但不公開決裂的關係。實際上是這一點保護了他們不致被蔣系排斥。只要有日本的危機在,套一句中國的老話說:蔣是投鼠忌器,而必須維持合作。因此,對日關係不論真戰或真和,對汪均有不利。

汪之作用,在中日不戰不和的緊張局勢中才得發揮。如果抗戰真正全面爆發,汪便失去其可利用的價值。是以在1933至1938年汪蔣合作的5年期間,汪始終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極力反對對日本採取強硬政策,以免導致公開決裂,因此被視為親日派。

蔣介石嫡系裡面的對日態度也是分裂的。在蔣領導之下有三大派系:黃埔系主「軍」,即中央軍,CC派主「黨」,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領導的CC派,由前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延伸出來,這個俱樂部是國民黨裡的祕密反共團體,最初可能在1926年成立,擁護蔣介石,在九一八前最得蔣的信任。其後委員長轉而信任藍衣社。政學系是組織鬆散的一批老政客,卻野心勃勃,志在主「政」。

黃埔系和CC派都是由年輕氣盛的革命黨人組成,隨蔣崛起,跟著國民黨的節節勝利而壯大。他們的本質基本上是「反帝國主義」的。CC派原來單獨掌握青年運動,迨黃埔系中的核心年輕成員於30年代初成立「三民主義力行社」之後,以「復興社」(俗稱藍衣社)為外圍,插手青年運動,成為積極的抗日力量。

1932年初,原黃埔軍校畢業生中開始產生幾個名稱不同的團體,他們都崇尚法西斯主義,1934年合併為復興社。除了原來的基本會員外,吸收了很多重要的知識分子、政客甚至舊軍閥參加,例如張學良。據說張學良曾經短暫擔任過祕書長,而蔣介石被選為「元首」。「藍衣社」從來不是正式名稱,只是習慣稱呼,會員也愛用。

他們在戰前頻繁的祕密地下抗日活動,聲勢超過大部分原來是反南京各派所擅長的抗日吼聲,於是「抗日救國」這一口號不再為反蔣勢力所包辦。

政學系則大異其趣。他們是個有將無兵的政客集團。其成員多為同盟會出身的老國民黨,民初曾經擔任北洋政府的官僚,北伐後,在蔣「把兄」黃郛領導之下,始轉入國府。政學系中多有曾經留學東瀛人士,通日文日語。這些人在軍閥時代服公職期間,曾經與日本政客和日軍頭頭打過各種各樣的交道,是日本問題專家。

所以,政學系與汪之改組派頗有同病相憐之處,以對日交涉為專長。他們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取決於中日關係的起伏變化。在真正的和平或真正的戰爭中,他們都無法生存。只有中日之間有不斷的緊張關係,不戰不和──今日所謂冷戰是也──才對他們絕對有利,因為他們得以施展對日交涉之才。

內訌傾軋猶烈外患

很多──即使不是大多數──曾經在塘沽停戰談判中協助黃郛的日本通,因為無法在重慶方面找到工作,轉而為日本人效力。有的在戰前,有的在七七事變後,紛紛離去。黃郛夫人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許多人對不受重慶政府重用表示憤怒;她曾經勸過某些人不要投日。

論私交公利,政學系支持蔣。論對日立場,其政治利益卻與汪精衛的改組派同聲氣。而在蔣旗下的派系權力鬥爭中,政學系卻與兩個擁蔣的年輕派系時相齟齬。政學系和CC派之間最嚴重的衝突發生在1934年初,汪精衛的左右手、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告訴楊永泰,15個省市的黨代表在鎮江舉行反政學系的會議。鎮江是江蘇省會,而陳果夫是省長。會議指控政學系的黃郛利用敵人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楊永泰破壞黨的訓政體制。

蔣屬下除了這三個派系,還有不系而系,對蔣極具影響力的團體。其中之一通稱「公館系」,是蔣委員長的重要顧問,為首的是蔣夫人及兩位「外戚」宋子文和孔祥熙。這一派多是受英美教育的基督教徒,主張聯美抗日。宋子文被日本人,以及戰前他的政治對手們,稱為中國政府中的頭號親西方人物。他主張依賴英美來支持中國度過危機,贊成強力抗日的政策。(待續)

#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