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開始,臺灣所得稅制有很大改變,就是「兩稅合一」下股利扣抵稅額由全額改成減半,綜所稅年所得淨額逾1,000萬元增列稅率45%課稅級距,構成馬政府「財政健全方案」的重要一環。

站在增進稅制公平及改善財政角度,政府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問題接踵產生:稅率提高是否影響工作與投資意願,進而影響經濟成長;綜所稅與營所稅最高稅率間差距擴大,是否提高盈餘不分配誘因;設算扣抵方式是否不合全球化、國際化發展所需等。凡此問題持續發酵,其負作用不容小覷。

回顧臺灣當初推動「兩稅合一」目的,主要基於經濟效率面考慮,促進舉債與募股間、盈餘分配與保留間之租稅中立性。另一項重要目的,就是標榜「只課一次稅」精神,避免重複課稅,故本質上是一種減稅措施。期能透過對投資與生產激勵,短期雖然減少稅收,長期寄望增加稅收,具有「供給面」經濟學精神。

然在臺灣實施「兩稅合一」同時,隨著國內投資環境逐漸惡化,資金快速外流,經濟成長減緩,以致稅改效果未如預期。經由實證研究發現,減稅所產生的稅收損失,難以透過激勵總體經濟活動而回收,造成稅收淨損現象。且因公司分配股利往往為高所得者所擁有,對其減稅自然助長所得分配惡化。何況,採設算扣抵法的「兩稅合一」,要求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計算稅額扣抵比率,徒增稅制複雜度,產生很高的遵循及稽徵成本。更因設算扣抵只適用於本國居住者,外國股東不適用,有違國民待遇原則,也阻礙外資吸引。

檢視早期實施「兩稅合一」的OECD國家,的確不少採取設算扣抵法。然而邁入21世紀後,這些國家紛紛展開變革,明顯趨勢就是以股利免稅法取代設算扣抵法,以部分免稅取代完全免稅;甚至回歸合乎修正主義的兩稅獨立稅制,以期因應全球化、國際化變局。

臺灣實施「兩稅合一」,一年稅收損失1,000億元以上,而其減稅利益多屬高所得者享用。面對民意對租稅公平與財政改善的訴求,政府仍然堅採設算扣抵方式,但對股利已繳營所稅准在綜所稅減半扣抵。如此做法雖在現行基礎上簡便、可行,終究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權宜之策而已。

不同時代稅制應與時俱進,合乎社會需求;如何建立兼顧稅收、公平、效率、簡化的稅制,的確令人期待。臺灣未來所得稅制走向,可從現行股利半數扣抵法,轉軌為股利半數免稅法,期與許多OECD國家一致。若在政策目標上更加強調租稅公平與稅收,則可限縮股利免稅額度,比照利息提供最高27萬元定額免稅,維護租稅公平與中立性。在此須說明者,由於該項股利自始不列入綜合所得總額,避免部分重複課稅,故乃股利定額免稅法的運用。

若是分配給個人的股利,基於全含所得(comprehensive income)概念,先全部納入綜合所得總額,再基於減稅優惠考量,提供最高27 萬元定額扣除,則是回復修正後兩稅獨立制。然在個人階段對股利及利息間維護租稅中立性外,對於公司階段之融資與募股間,也可採取文獻上所提公司股權扣除法(allowance for corporate equity,ACE),對自有資金設算機會成本或正常報酬,比照舉債利息准予扣除,將可矯正舉債與募股間之非中立性;屆時營所稅率就可由現行17%相應提高至20%。

至於綜所稅最高稅率已提高至45%,相較於美國35%,韓國33%,新加坡20%,香港17%等,均高出甚多,將不利於人才與資金吸引。未來若對股利所得只提供27萬元定額免稅,同時取消不合理的減免稅項目,綜所稅最高稅率可則考慮降至40%以下;且因仍然存在藉盈餘保留以規避綜所稅的非中立性,故可對保留盈餘加徵10%營所稅,或是對其超過已收資本額一定比率或倍數者強制歸戶,將可降低盈餘不分配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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