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社會運動狂飆的那些年,我們彷彿都得到一種政治狂熱症,以為只要靠群眾運動,就可以打破禁忌,突破封鎖,開啟社會變革的無限可能。那些年最常用的語言,叫「自力救濟」。即政府無能,百姓唯有靠民間自己的力量來改變命運。

一九八八年社會運動到達高峰,爆發了農民運動圍攻立法院、拆行政院招牌的五二○事件,農民運動隨後分裂為統獨二派,開始激進化。

隨後,工運延燒到了報社。中國時報與自立晚報相繼組織工會,展開工運。鄭村棋與吳永毅結合報社工會,要求讓工會參與報社編輯與經營,勞資雙方鬧得非常嚴重。

工會事件未開始,我曾被鄭村棋邀去工會某一個幹部家裡參與討論。但我並不認同工會要求報社開放編輯權的策略。原因有二:其一,編輯內容敏感,最後的政治責任要由報老闆承擔,萬一出錯關門(如美洲中時),工會誰能負責?

其二,中國時報在社會運動過程中,一直是站在弱勢者的一方,如今在報社搞工運,等於在自己家鬧革命,無疑會把中國時報推向保守對立的一面。當社會運動還弱小的時候,我們本應結合更多同情者,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次要媒體,唯有如此才能慢慢壯大。如果一開始就把火燒回到報社本身,會失去一個開明派的助力,這對社會運動是不利的。

但情勢發展已無法逆轉,勞資雙方爭執之下,報社資遣記者,工會運動宣告失敗。而在衝突最嚴重的階段,余先生甚至曾拜託軍方的報紙,如果工會罷工,請《青年戰士報》幫忙印報。一個開明的報紙,最後要請最保守的軍方幫忙,言論如何不倒退呢?

預感到社會運動的倒退,我也已初步完成台灣社會力分析,寫完兩本書,遂決定趁著兩岸剛剛開放的時機,開始大陸的採訪。畢竟,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除了內部的社會脈動,最重要的還是外部的力量:大陸與美國。台灣有許多留美學生,資訊量大,了解較多;但大陸是一個全然陌生的領域。這是新一輪的課題。

從一九八八年冬天開始,我多次進入大陸採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當天早晨,我和同事徐宗懋發完報社的號外稿件,一起在廣場採訪到清晨,學生和工人離開後,部隊開始清場,徐宗懋後來被子彈射傷,送去了醫院,生命非常危險。初步搶救後,余先生仍著急萬分,立即派香港特派記者到北京,緊急將宗懋送回台北治療。我是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整個北京大勢底定,進入沉寂狀態之後,才離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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