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今日國發會的格局不若十多年前,立委廖正井、丁守中等多人日前在立法院質詢時感慨表示:昔日葉萬安、李高朝出任經建會經研處長時名氣大,論述能力強,但今天國發會各處的處長是誰,卻少有人認得;立委們含蓄的說:「國發會在這方面要加油了。」

我們認為立委們的評述十分中肯。昔日美援會、經合會及經建會的年代,身為處長或參事都是非常有份量的,他們不僅具備政策規劃能力,通常文筆也十分了得。以後來出任監察院長的王作榮為例,在1959年擔任美援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時草擬的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後來即成為協助台灣經濟起飛的《獎勵投資條例》,那一年王作榮才四十歲。

美援會隨後改組為經合會,王作榮出任第三處處長,1961年撰寫《台灣經濟發展之路》;在這本小冊子裡,他強調經濟發展需要政治家移轉社會風氣建立典章制度,同時也提出財政金融改革建言並要求徹底改變外匯貿易政策,建議延長普及教育至九年、廣泛設立職業學校。這本小冊子後來被決策當局注意到,多數建言最後都被政府採納實行。

再以立委們所推崇的葉萬安、李高朝而言,他們同樣都有宏觀的思維及論述能力,面對經濟情勢、財政問題皆可侃侃而談。1999年年初經建會副主委李高朝警告台灣已陷入財政危機,惟主計長韋端深不以為然,他認為台灣只是面臨財政困難,稱不上財政危機,兩人在報上激辯,一時之間日報、晚報、電台爭相訪問兩人。這場論戰看似部會之間不同調,實則喚醒了國人對財政問題的重視。

另外,台灣十多年前為加入世貿組織(WTO),在經濟部底下設專案小組,在經建會底下則設位階更高的策略小組,統籌入會談判事宜,其中有關服務貿易(GATS)的部份更由經建會跨部會協調。換言之,談判第一線的工作雖在經濟部,但總其成者卻是經建會。再如1999年財經兩部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修正議題上爭執不休,後來也是由經建會主委江丙坤出面協調取得共識。

這就是十多年前的經建會,是一個有份量的部會,而這個份量一方面來自當局的授權,另一面則來自高階文官的雄心。昔日經建會官員不乏凌雲健筆,甚至還有人在報章寫社論。當年經建會主委、副主委的對外講稿、報章專論,泰半出自這些高階文官之手,由於文筆洗練,言之有物,每每引起府院重視及輿論的關注,其論述能力自然讓外界對經建會推崇備至。

以民國78年7月經建會主委錢復赴國家建設研究會演講為例,時逢台股直逼萬點,文章以《經濟社會轉型中的挑戰與責任》為題指出:「總體經濟失衡及經社發展失調兩者相激相盪、交互作用的結果,一種自私、貪婪、見利忘義、妄圖不勞而獲,甚至想要一夜致富、一步登天,不惜鋌而走險、違法亂紀的不良風氣,逐漸彌漫了整個社會。」寥寥數語不僅點出問題所在,也流露出對台灣社會困境的痛心,然而像這樣的文章,今日國發會已不復見。

今天大家津津樂道過去的經合會、經建會是個小內閣,非僅是因為主委一職曾有副閣揆擔任,而是因為那個年代的高階文官自我期許甚高。他們相信自己是有份量的,國家財政、經濟及外貿的統計數字全在他們的腦裡,因此面對立委、媒體的詢問,總能氣定神閒的回應。反觀今日文官們由於害怕踩到紅線,一篇首長對外的講稿經常只是文字的堆砌,文章的重組,既無真實感情的流露,也無文采可言,寫得四平八穩,唸得單調乏味,讓人聽了昏昏欲睡。

今天國發會係由昔日的經建會改組而成,國發會委員計有二十二名,較經建會時代增加近一倍,包括國防部、陸委會、外交部及文化部全皆納入。這已是一個「小行政院」的規模,但過去這一年每月開一次的委員會議,卻鮮有部會首長與會,國發會主委杜紫軍在立院承認:「部會首長很少來,另有五分之一是由次長代理,絕大多數是由司、處長代理出席。」

國發會的格局今昔差距如此之大,到底是何原因?從規模而言,今天委員會議的委員是過去兩倍,國發會主委明訂由政務委員兼任得以進行跨部會協商,並且也納入行政院研考會。不論怎麼看,今天的國發會都該比昔日更有份量才是,但何以如今不論國土規劃、人力政策、經濟建設、所得分配、財政政策等議題,皆看不到國發會強而有力的論述?我們認為文官們失去昔日王作榮、葉萬安那一輩的雄心應是主因。試想,當高階文官個個怕踩到紅線,怕多說多錯,多做多錯,凡事請示,知名度從何而來?而當處長們沒有知名度,國發會的份量又從何而來?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深盼國發會能把昔日在美援會、經合會、經建會的精神找回來,如此則國發會仍可在內閣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若文官們依然成天忙著開會、忙著發包委託研究案,對台灣困局無感,復以所撰報告及新聞稿盡是敷衍塞責之作,則國發會必日趨式微,在內閣裡被邊緣化的日子,恐為期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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