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猶有未竟志

作者到舊書店買的《巴托克》上有李哲洋簽贈給已故作曲家戴洪軒的字跡。李志銘/圖片提供

李哲洋主編的《全音音樂文摘》第133期(1990年1月)。李志銘/圖片提供
《巴托克》,李哲洋譯(1971年)。李志銘/圖片提供
《貝多芬》,李哲洋譯(1971年)。李志銘/圖片提供

性情耿直、無所屈撓的李哲洋,因在週記上批評校長而遭學校開除,終身不得再進入體制內接受正式音樂教育,甚至阻斷了申請出國留學的任何機會。於是他開始背負家計重擔,獨自撫養三位弟妹。

大千世界,書海茫茫。人得遇其書,抑或書得遇其人,純粹都只是一種冥冥之中的緣分。

某日傍晚,偶然走逛台大公館「胡思二手書店」,無意間從架上發現了一本書齡比我還大、由「全音樂譜出版社」於民國60年(1971)首版發行的早期匈牙利音樂家《巴托克》(Bela Barok)的翻譯傳記。沒想到更令我驚喜的是,打開書名頁一看,竟是當年譯者李哲洋(1934~1990)簽贈給已故作曲家戴洪軒(1942~1994)的簽名書!

正是他,李哲洋!乍見這名字的當下,旋即使我墜入遙遠的時空記憶,依稀回想起高中時代初次接觸古典音樂入門,那時的我幾乎是每晚如飢似渴地從校內(師大附中)圖書館借來一期期由他主導編譯的《全音音樂文摘》與《名曲解說全集》貪看著長大的。

簡陋器材深入民間

對於我這一代、甚至更早一輩的諸多資深樂迷而言,當年《全音音樂文摘》滋養了無以數計的愛樂種子,其影響力庶幾等同於台灣樂界的《文星雜誌》。

提及這套《全音音樂文摘》自1971年(12月)創刊起,至1990年(1月)停刊為止(最後一期終刊號為巴托克專集),前後出刊長達十九年(中間曾停刊數次),共計發行133期,且每月皆以一位音樂家或地域樂種(如法國音樂、東歐音樂、維也納樂派等)作為當期企畫專題,內容主要包含翻譯自日本、歐美音樂學者撰寫的作曲家介紹與名曲解說,另外還有邀請國內特約作者針對華人演奏家的採訪報導,以及近期出版相關音樂譯著書評書介等文章,堪稱包羅萬象、雅俗共賞。即便以今天的標準衡量,《全音音樂文摘》涵蓋面向之廣、內容之豐富,至今在台灣依然鮮有能及,而且由於沒有廣告壓力,更能引介大量知識性、學術性的文章。

比方在該雜誌第五卷第一期(1976年)當中,李哲洋即以一篇〈漫談黑澤隆朝與台灣山胞的音樂──研究台灣山胞音樂的第一塊穩固的踏腳石〉首度發表文章提出重視日治時期民族音樂學者來台進行音樂調查的問題,復於戰後六、七○年代台灣樂壇學界大老許常惠、史惟亮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浩浩蕩蕩地進行「民歌採集運動」之初,便率先投入田野調查,就像他一生所嚮往尊崇的巴托克那樣,帶著簡陋的錄音器材深入民間走訪台灣音樂的根,並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發覺「採集運動」本身在研究方法上的諸多盲點,可謂饒有先見之明。

背負家計刻苦自學

追懷這位戰後傳播普及台灣音樂文化的重要推手、從小在新竹出生成長的李哲洋,少年時期生涯坎坷、父母離異。十六歲那年(1949)以第二名優異成績考入「省立台北師範音樂科」,課餘常與郭芝苑、張邦彥三人出入台北衡陽路「文星書店」斜對面的「田園咖啡屋」交流古典黑膠唱片資訊,暱稱「音樂三劍客」。1950年十二月,他的父親李漢湖任職八堵鐵路局圖書管理員期間,因被指控參與「明朗俱樂部」(官方宣稱是中共外圍組織)受牽連慘遭槍決。性情耿直、無所屈撓的他,後來又因在週記上批評校長而遭學校開除,從此被列入有關單位監控的「黑名單」裡,終身不得再進入體制內接受正式音樂教育,甚至阻斷了申請出國留學的任何機會。於是他開始背負家計重擔,獨自撫養三位弟妹。陸續當過書店店員、台肥公司製圖員,最後轉任基隆三中音樂教員。儘管經濟拮据,卻仍矢志刻苦自學,更不惜上山下海蒐購一切有關音樂理論的書籍文獻,並以此為職志,土法煉鋼、深入堂奧。

李哲洋閱讀興趣廣泛,舉凡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舞蹈誌、音樂美學乃至樂器學等無一不涉獵,因為懂日文,也從日本出版界翻譯了不少經典名著,諸如菅原明朗的《樂器圖解》、威納爾(Marc Vignal)的《馬勒傳》、鮑考雷斯科(Andre Boucourechliev)的《貝多芬》與錫特隆(D. Headlam)的《巴托克》、赫菲爾(Friedrich Herzfeld)的《西洋音樂故事》(這些書皆由日文版轉譯而來)、盧原英了的《舞劇與古典舞蹈》,以及根據日本「音樂之友社」《名曲解說全集》重新編譯而成的藍皮精裝本《最新名曲解說全集》(該套書原本預計要編二十四冊,後來因為主持翻譯的李哲洋過世而停頓,故只出了十七冊)等,對台灣早年推廣樂教的啟蒙委實功不可沒。

退出主流默默付出

據聞年輕時的李哲洋喜歡爬山,亦經常前往原住民部落採集他們的音樂,甚至一度熱衷練習素描繪畫,因而得以結識林絲緞(台灣美術界第一位專業人體模特兒),隨之更與她相互結褵、同甘共苦。從六○年代中期以降,李哲洋毅然放棄教職、一頭栽進民歌採集運動浪潮中,卻因為在「音樂採集」的觀念上與其他領導者意見不同:許常惠主要將之視為汲取創作靈感的「素材」,史惟亮則是認為唯有絕對純淨的、不受現代文明污染的民俗音樂才具有保存價值,而忽略漠視當下已逐漸混雜漢化的現代原住民流行歌,這都與李哲洋所秉持──強調互動生態的民族音樂學理念格格不入。為此,他選擇退出主流學界舞台,僅憑一己之力默默付出。

「當我譯到第二章的時候,時時擱筆陷入沉思」,想望當年有志難伸的李哲洋到底還是隱忍不住在《巴托克》〈譯者後記〉文中感嘆:「尤其每當回憶到數年前,跟劉五男君一起在東部做地毯式的民歌錄音之情景,這趟差一天就一個月的工作,雖然我們原先都決心做他一輩子,結果由於圈內人的猜忌與其他因素,就此告一段落。此前此後雖然自己也零零星星以自費繼續進行這樁工作,奈何身為一個小教員,也只能再以業餘的身分零星地做下去,哪年哪月才能夠把研究成績公佈,想到這裡實在寒心……」

職是之故,由於早年李哲洋並沒有取得外國文憑的顯赫學歷,多年來始終以「民間學者」身分沉潛鑽研,在他五十七歲因罹患淋巴癌病逝後,遺留下生平累積的音樂史料整整七十大箱,其中包括關於《台灣音樂誌》、《台灣音樂詞典》研究初稿,賽夏族音樂調查圖錄、採集手稿及相關文獻。去世前一年,李哲洋交代助手范揚坤「要把這些資料燒掉」。所幸,這批珍貴資料最後由遺孀林絲緞決定捐給藝術學院(今「台北藝術大學」),於校內圖書館頂樓設置了「李哲洋紀念室」進行數位化整理與保存,靜待未來有志研究台灣音樂歷史的後繼者善加利用。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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