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甫完成的估計,我國去年三角貿易淨收入為211億美元,僅略高於前一年的208億美元,近五年實質成長率僅3.8%,遠低於昔日兩位數的成長,這一現象值得正視。

三角貿易是一項服務輸出,簡單講,就是「國內接單,海外生產」所獲得的運籌收入,隨著全球化分工,一件產品從研發、設計、配件的生產到最後組裝可能在不同國家進行,三角貿易因應而生。自民國90年以來我國廠商海外布局愈趨成熟,「國內接單,海外生產」情況日趨普遍,三角貿易因而快速成長。很長一段期間,三角貿易所創造的毛利(淨收入)成為推升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

根據經濟部的估計,民國88年我國海外生產比率僅12.2%,四年後,也就是民國92年倍增至24.0%,是年我國三角貿易毛利也升至82.7億美元。隨著企業海外布局擴大,依主計總處推計,五年後,也就是96年三角貿易毛利升至157億美元,五年間(92~96年)平均實質年增率28.5%,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極為可觀,有兩年甚至將近1個百分點。

隨後三角貿易續呈擴大,100年三角貿易淨收入172億美元,四年(97~100年)平均實質年增率雖仍有11.6%,但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已降至0.4個百分點。至於近四年(101~104年),三角貿易成長速度又更緩了,四年平均實質年增率僅3.8%,其對經濟成長的貢獻自然又更低了,估計僅0.1個百分點。

我們從以上的回顧,可以很明顯看出三角貿易趨緩的走勢,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從接近1個百分點降至如今僅0.1個百分點,這也就難怪近年台灣經濟成長會如此疲弱。須知,前述資料並非一、二年的短期變化,而是13年的走勢,上述三段時期所呈現的數據變化,是經濟結構問題,而非景氣問題。

何以如此?這些年企業的海外投資、對大陸投資成長趨緩,甚至下滑,應是重要原因。三角貿易的規模取決於企業的海外布局與其運籌能力,對外投資縮減,三角貿易便很難有大幅成長。觀察各國官方統計可以發現,近年我們對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越南的投資已不如昔日甚遠,尤其對大陸的投資更是連續四年下滑,占大陸外來投資比重於民國92年以前仍有7.3%,民進黨執政時期一路下滑,國民黨執政後致力兩岸交流,於99年回升至6.3%,惟近六年來隨著政治環境改變,兩岸經貿關係趨向複雜。受此影響,台灣占大陸外來投資比率年年下滑,去年已降至3.5%,反觀南韓、新加坡在大陸投資占比,則是持續升高。

台灣近年海外布局動能減弱,雖涉及各國產業政策、市場競爭及排華運動等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關鍵仍在大陸。大陸是台灣最大的海外生產基地,兩岸關係緊繃,必然會影響企業的布局策略,從而影響三角貿易,甚至影響台灣對大陸的出口。而三角貿易與對大陸順差,又是十餘年來支撐台灣經濟的兩股重要力量,當這兩股力量式微,台灣經濟豈能不受影響?

也許有人會說,台灣對大陸出口的減少是受大陸紅色供應鏈排擠所致,與兩岸關係何干?這話雖有幾分道理,但台灣對大陸出口成長率從昔日20%以上,落到近年零成長甚至負成長,絕非只有紅色供應鏈的問題,這顯然與兩岸經濟合作協議一再落空,企業未敢貿然赴大陸投資有關。長期關注兩岸貿易者都明白,二十年來台灣對大陸的出口是循著「投資帶動貿易」模式,也就是隨著台商在大陸擴廠,生產所需原材物料、半成品及零組件大量自台灣進口,一旦投資動能緩下來,出口動能自然不可能再以兩位數成長。

我們都知道,台灣人口不多,企業如果只以服務2300萬人為目標進行生產,很難立足於全球競爭,是以發展貿易擴大生產規模已是四十多年來台灣經濟成長的模式,隨著大陸成為世界工廠,加入世貿組織,進而成為世界市場,二十年來兩岸經貿快速成長,台灣一方面藉由投資帶動貿易享有龐大順差,一方面藉由三角貿易創造可觀的服務貿易毛利,這兩者對台灣經濟影響至巨,而晚近這兩者走勢趨緩,甚至下滑,必須加以正視。

影響一國經濟起落有景氣問題,有產業結構問題,更有經濟結構問題,對於全球景氣我們沒有扭轉乾坤的能力,產業結構的調整也非政府說變就變,唯有經濟結構,政府可以藉由政策開放加以引導。譬如台灣昔年對美出口依賴四成,民國80年代藉由放寬西進投資,在投資帶動貿易下改變了這個結構,創造了可觀的三角貿易及對大陸的順差,再如往年我們的國際旅行收支年年赤字,但隨著開放陸客來台觀光,旅行收入於八年間由59億美元倍增至144億美元,顯示政策仍有左右經濟的能力。

我們認為,全球景氣非操之在我,產業結構政府過度干預,恐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所領導的執政團隊,應從經濟結構改革著手,方能有成,而有關三角貿易、對大陸出口的變化,正是第一個該思考的問題。

#成長 #經濟成長 #經濟 #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