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決定追隨丹麥、歐元區、瑞士及瑞典腳步,成為全球第五個實施負利率政策的國家,接著歐洲央行又擴大負利率政策力道,將存款利率從-0.3%調降至-0.4%,匈牙利央行也進一步將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05%。一時間,負利率蔚為潮流,成為主要國家對抗景氣衰退與通貨緊縮的利器。

負利率被廣泛採行,主要還是在於傳統貨幣政策已無施力點,非傳統量化寬鬆(QE)政策亦未發揮預期效用,逼使這些國家另闢蹊徑,尋求解救經濟的良方。丹麥率先於2012年採行負利率政策,卻造成資本市場大幅扭曲,短短3年時間,房地產再度瀕臨泡沫化邊緣。

負利率就如同QE,是把雙面刃,或許可以對實體經濟產生些微刺激效果,卻也可能對金融體系帶來負面衝擊。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坦承,負利率效應對經濟及金融體系不全然是正面的,也可能產生反向效果。

大陸已高度融入世界經濟,免不了會受到全球走向負利率的衝擊。好處是,負利率意味利差(本國利率減外國利率)的擴大,有助減緩中國資金外流壓力,降低人民幣貶值預期,周小川應可稍微喘一口氣。甚至進一步有機會吸引資金流入。

全球被負利率逼出來的銀行體系資金,無處可去下,一定會尋找相對保值商品,以確保資金的收益。過往利差交易(carry trade)盛行的年代,就是遵循借入低利率資產(如日圓)、買進高利率資產(如澳幣)的模式,從中創造獲利。

中國若能趁機搭配銀行間債券市場開放,吸引負利率國家資金流入,必可擴大債市規模,加速融資結構調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負利率也代表國際景氣遠比預期來得糟。外在環境不佳下,中國還是得仰賴內需來解除經濟下滑風險。

因此,如何加快經濟及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讓消費及第三級產業成為經濟支柱,無疑地是未來重要經濟政策方向。

若將思考層次拉高,處於外部經濟環境高度不確定的年代,持續加大改革開放的力道,絕對是必要的。開放的中國除符合自身利益外,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中國經濟這30幾年來得以蓬勃發展,就是源於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利用改革解決內部矛盾與權利過度集中問題(放權讓利),同時融入市場化精神與體制;藉由開放帶動市場經濟活力,引入外部資金彌補國內初期投資資金之不足(招商引資),進一步拓展對外貿易發展。未來要追求經濟永續發展,這樣的步調,不能停歇。

全球面臨負利率困境,不是因為缺乏資金動能,而是內部及外在環境的投資機會大幅萎縮。

在十三五規畫中,中國以一帶一路做為區域經濟整合大戰略,背後除了去產能的動機外,在沿線國家創造有效需求、帶動投資行為,或許是更高層次的思考。

過往中國在開放這個環節的經濟戰略思維上,主要重點還是置於內部,希望透過招商引資帶動國內企業發展與經濟成長。但如今中國已非吳下阿蒙,開放的經濟戰略方向應該朝如何協助國內企業走出去,創造當地的投資機會,才能做大中國甚至全球經濟的大餅。

特別是在全球負利率環境下,中國當前利率水準仍普遍高於國際平均水準,鼓勵企業走出去,除可大幅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外,更可透過與國際企業的合作,分享資源並提升技術水準,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中國製造2025》這個十年計畫,某種層面就是在追求這樣的目標。

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持續推動之際,也應妥善處理政策之間的矛盾。在整體經濟戰略思維上,中國長年採行的以計畫經濟為藍圖(如十三五規畫)、搭配市場經濟機制運作,確實收到良好的成效。

但面對未來負利率環境,不確定性大幅提升下,原本靜態的政策規畫或戰略思考模式,一定要與時俱進,轉換為動態調整或政策互動模式。將不同政策間可能產生的反饋作用,一併納入考量。例如,面對止穩人民幣匯率與對內持續寬鬆貨幣之間的兩難取捨,是否有必要加強資本管制行為?如何避免供給側改革與大量國企職工下崗間的衝突?

大陸應藉由思考不同政策間的矛盾點,適時做出調整並化解衝突,才能避免對整體經濟產生不利影響,這也是北京政府在經濟戰略規畫上應具備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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