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94年間,財政部決定以招標發行私募特別股的方式,引進策略投資人救援本土金融風暴後壞帳累累的彰化銀行。台新金以新台幣365億、溢價114億得標,取得彰銀22.5%股權,成為最大股東。招標時,財政部以新聞稿宣布將支持得標者取得彰銀經營權。台新金得標後,民國94年、97年及100年的董事改選,台新金均在財政部支持下取得董事過半席次並掌握經營權。

103年,財政部不再支持台新金,泛公股事業加碼買進彰銀股份,財政部也委託券商徵求委託書,展開經營權大戰。103年底彰銀股東會改選出爐,台新金在6席普通董事中僅當選2席。台新金在股東會改選失利後,雙方轉移至法院決勝負。

法律爭點有三個主要問題:第一,財政部與台新金對於彰銀經營權有無明確約定?第二,若有,約定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第三,財政部是否違反經營權約定?

關於第一個問題,台新金在訴訟中主張,雙方約定並非基於正式簽署的「契約」,而是財政部94年7月5日的新聞稿及同年7月21日回覆彰化銀行的公函。財政部則宣稱,新聞稿僅係「政策說明」而非契約的要約,而公函的發文對象是彰銀而非台新金,自不會使財政部與台新金成立契約。

其實,過去行政機關事後常對新聞稿與公文內容出爾反爾,並宣稱這些僅是不具拘束力的「政策宣示」或「意見交換」,讓人民對政府打交道戒慎恐懼。本案法院以「懸賞廣告」為例,認定財政部前述新聞稿與公函,雖然不以台新金為對象,但法律要約性質明確,台新金也完成增資股份標購,雙方的契約已即成立。這可視為法院給行政機關的小小警惕。

真正的爭議在於第二個問題,也就是雙方具體的約定為何?財政部過去均支持台新金取得過半席次,但要支持到何時?法院判決書引述財政部前述公函內容:「財政部持股未出售前,如得標人仍為最大股東者,本部將『不改變』由最大股東主導該行經營權之政策」。

法院將公函中的「不改變」,輕巧轉彎解釋為「『不妨礙』台新金的經營主導權。兩字之差,失之千里。法院對「不改變」的解讀是:財政部只要不妨礙、沒有刻意阻撓的動作,就已履行對台新金的承諾。此一解讀可能是基於「同意支持」台新金取得過半董事席次與「不改變」台新金主導彰銀經營權的文字差異:前者是積極作為義務,後者僅是消極不作為義務,因此「不改變」可等同於「不妨礙」。但此一解讀極具爭議性,因為這不是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文義上而言,「不改變」更可應該解釋為:只要台新金仍然是彰銀的最大股東,財政部就不會改變支持台新金的立場,應有持續支持台新金經營權的義務。

即使如法院見解,將「不改變」解釋為「不妨礙」,那財政部到底有沒有妨礙台新金掌握經營權呢?就這第三個問題,法院認為沒有,理由是台新金本來以自身股權就無法取得過半席次董事當選,財政部當然也就沒有「妨礙」台新金取得經營權的可能性。法院更進一步認定,無法證明財政部指揮或動員泛公股加碼購買彰銀股份,就更不算妨礙台新金取得經營權了。

法院對雙方約定內容的解釋,以及對財政部後續動作的判斷,令人費解。法院將財政部公函的解讀方向大轉彎,已重挫台新金;而就是因為台新金對彰銀的持股並未過半,無法獨立取得經營權,才會衍生財政部是否違反雙方約定而未支持台新金的爭議。如果台新金可獨力取得經營權,又何須狀告法院?

再者,法院認為沒有具體事證「證明」泛公股事業加碼購買彰銀股份,是出於財政部的指揮或動員,這恐怕也有別於社會普遍認知。判決書未見法院傳喚相關公務員作證之紀錄,或許是訴訟團隊選擇的策略。但此種影響人民對政府信賴的案件,筆者更期待法院調閱當時泛公股事業與財政部間所有函文、會議記錄甚至電子郵件,積極「開示」證物來讓證據說話,而不是讓台新金僅能依賴媒體報導舉證,而背負沉重的敗訴不利益。

台灣人認為「民不與官鬥」,反映的是人民對政府體系深刻的不信任。政府在司法案件幾乎戰無不勝,短期看來是「贏了」,但長期而言如果讓民間更怯於跟反覆難測的政府合作,恐非全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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