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好好做文學 卻沒有共鳴 黃亞歷：他們就像沒有面孔的人

「我以前不知道風車詩社的存在。」黃亞歷說，「喜歡文藝的人，通常都會透過翻譯的出版品，接觸到西方文藝的資訊。當我發現，1930年代風車詩社一群熱愛文學的年輕人，其實也跟現在的我們一樣受到西方文藝的衝擊，才發現過去和現在很貼近。」

黃亞歷表示，紀錄片在籌備、拍攝的時期，田野調查的狀態無所不在。像是口述歷史、家屬的採訪等，即使到了後製，也還是會持續發現新的東西，甚至有的家屬會回想到新的記憶。「有些部分需要延伸想像，或是做歷史上的詮釋。」

隨著史料的發掘，對風車詩社的了解愈多，黃亞歷說自己也忍不住也對這群詩人們的「時不我與」感到心疼。「這群人身處在殖民的時代，他們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處境，而是在這個環境下，用反抗的精神實踐文學很困難，或許他們因此想換一條路走。想好好做文學，卻無法引起共鳴，他們的壓力一定也很大。」

在紀錄片重演的畫面中，鏡頭刻意不拍演員的臉，觀眾只能透過對話和聲音辨認其中人物的身份。「這是實驗。」黃亞歷解釋，一方面他認為沒有拍臉的時候，觀眾反而能注意到其他細節。「我不認為紀錄片一定要像報導，觀眾只能被動的接收。」

另一方面，「沒有臉孔」也猶如風車詩社在台灣文學的處境。「就像我在面對風車詩社的時候，他們就像一群沒有面孔的人。現在才來了解風車詩社這群人真的已經太晚了，因為他們都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