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上海的緣,其實最早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時代。爸爸在故鄉虎尾教了20多年的小學,有個相交甚篤的同事好友徐老師。徐老師是上海人,1949年來台教書之前曾在上海踢過足球,因此他也在學校裡擔任教練,成為我的足球啟蒙。徐老師身材中等,體格健壯,認真中不失風趣,講著一口字字分明的上海國語。

1970年代末的某一天,台灣的電視新聞透過外電,深入報導了上海的現況,印象中除了外灘、黃浦江、外白渡橋這些地標之外,就是一些街景交通和市井生活。影片中有人在弄堂門口刷牙洗漱,有人把臉盆的水往屋外潑,畫面呈現的是個悠然閒適的上海早晨。想不到播出後不久,徐老師就騎著摩托車匆匆來訪,迫不及待地告訴爸爸說,電視裡那些在弄堂洗漱潑水的人,就是他失散30年的家人。他講著講著就開始嗚咽流淚,原本風趣開朗的他,一下子全變了一個人。

當時我大概是國一左右的年紀,看到這幅景象深覺震撼。兩岸分離的苦我未曾經受,那一刻卻在上海人徐老師身上,以這樣的形式在我面前上演,令人鼻酸。

我一直以為徐老師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個上海人。多年之後我才從阿嬤那裡得知,她弟弟在抗戰之前獨自到上海打拚,認識了個上海小姐結了婚,後來一起回虎尾小鎮定居。阿嬤說我這位上海舅婆學了閩南語,雖然不甚標準,卻也能跟他們閒話家常,不過講話總是哇啦哇啦的。我有個上海舅婆,而我卻毫無所悉,連一點印象也都沒有,不曉得她是否也跟徐老師一樣,思鄉慕親,暗自垂淚?

後來搬到台北,念台大外文系,兼了個家教,學生是青春期的三姐妹。爸爸金先生是上海人,1949年之前家族在上海做紡織,紡織廠遷到台灣後不久便子承父業。這位金先生身形消瘦,背影微駝,難得見上一回,總是木訥寡言,在疲態中行色匆匆。

及至我台大畢業,服完兵役,赴美留學,才又在異國跟上海人有了接觸。這回的上海人是新一輩的上海人,都是我在美國大學兼任中文助教的同事,初次見面,格外新鮮。一個姓姚,復旦歷史系畢業,研究中國婦女史,身材嬌小,講話慢條斯理,字斟句酌,是個沉穩有思想的學者型人物。另一個姓沈,華東師大畢業,想考美國駕照,我熱心教她開車,卻在一次停車時她誤踩油門,路樁卡進車底,導致油管破裂,最後車子報廢。兩個新上海人,樸素低調,誠懇實在,徐老師的上海國語,也在她們倆身上依稀可辨。

而多年之後,我居然跟我舅公一樣,也在上海覓得一個美嬌娘。人生的轉折,有誰說得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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