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唯一訪問過台灣的總統艾森豪(任期自1953至1961年),在歷史上的評價很高,著名史學家Robert Divine讚許艾氏「藉助模糊與欺騙」維繫了國際和平。其實,艾氏的另一重要「事蹟」是在擔任盟軍司令官時洩露重大的軍事機密。

台灣年年派要員赴華府出席的「全國祈禱早餐會」、美元上面加印「我們信靠上帝」字樣、美國的《效忠誓詞》加上「在上帝之下」一語、美國要人演說以「上帝賜福美國」作為結語等等,都是在艾森豪任內建立的傳統。這樣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爾虞我詐的國際社會中,以成功的欺敵策略維持了世界秩序;這樣一位英雄本色的職業軍人,卻在大軍行動前夕斷然洩密。

二次大戰時,艾森豪曾擔任北非戰區總司令。當時戰地記者對總部發言人頗有怨言,說發言內容過於空洞,乏善可陳。有一次,簡報會結束,記者們大搖其頭「又沒什麼可寫」,適巧艾森豪路過,也許是刻意「路過」。聽完記者抱怨,他說道:好,現在告訴你們一則重大消息,可是「到你們為止」。也就是說,你們必須嚴格保密,不得外傳;答應這個條件,留下來聽;不同意,就離開。

多年後,當時在場的記者回憶道,「當然全都留下來聽艾森豪講」。聽著聽著,每位記者都大吃一驚,因為完全沒有料到艾帥所講的竟是極機密的某項登陸作戰計畫。記者追憶說,「從那一刻起,直到登陸成功,沒有一個記者敢沾一滴酒」,就怕酒後吐真言而洩密。

嚴格說來,艾帥的作法觸犯了軍法,但是沒有人計較,更沒有人爆料,因為他的目的是建立與新聞界之間的互信。經由這種作法,使戰地記者不但更深切了解戰場指揮官的內心世界,也更深切了解新聞界自身的責任與角色。身為統帥,他需要盱衡全局,要有比屬下更寬廣的視野。統帥所思考的,不是一時一地的得失,而是整個戰場的經營。防止洩密,目的在確保「這一次」行動成功;而艾師洩密,目的在確保與新聞界之間的良性互動,提高「每一次」行動成功的機率,是統帥權的正當行使。

川普有時口不擇言,去年夏天成為總統候選人後,美國政府開始向他簡報國家安全事宜,當時有人擔心他不能保密。蓋有些訊息屬高度機密:「For Your Eyes Only」,一方面強調「只能眼睛看,閱後收回」;一方面強調「只給你看,不能與別人分享」。當時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瑞德建議情報部門「Fake it」,亦即裝模作樣,彷彿很有內容,其實什麼內情都不讓川普知道。情報部門當然不會這麼無聊。結論是:總統候選人如果和幕僚、策士討論這些機密,就法律言,他洩密了;但就實質言,他的目的是更周延的思考,是候選人的正當作為,你很難說他有什麼不對。

杜魯門總統的辦公桌上有個牌子,上面寫著「The Buck Stops Here」,意思是「我最後定奪,不能推給別人」。在台灣,部會首長、甚至院長涉嫌刑事犯罪,總統不處理,誰來處理?難道推給處長、科長?總統不與部長的上司等高層磋商,豈非失職?正常的憲政運作,竟然被扣上了洩密的罪名,令人無言以對,只能嘆是黨同伐異、內鬥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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