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府首任知府為陳星聚,後人在其河南老家設了紀念館。(本報系資料照片)
台北府首任知府為陳星聚,後人在其河南老家設了紀念館。(本報系資料照片)
陳星聚過世後,左宗棠題的輓聯。(作者廖俊傑提供)
陳星聚過世後,左宗棠題的輓聯。(作者廖俊傑提供)

林達泉去世後,陳星聚代理台北知府,清廷又派向燾來接任第二任的台北知府,也許是向燾身體不好,或個性溫軟,他將政務多委由陳星聚辦理,據當時外國駐台人員指出,向燾時期陳星聚仍掌大政;未及一年,向燾也病逝。

1880年清廷又派趙均來接任,但趙均竟然接了台灣知府而未接兼任的台北知府,並於1881年丁母憂而去職,台北設府3年多,清廷折損了三名台北知府,兩名病死,兩名丁憂,但都沒有考慮到最熟悉北台灣政務的陳星聚,可見陳星聚在官場中並沒有堅強的人脈,而當台北知府這時候已經是一個不錯的職務時,爭逐者眾,陳星聚永遠無法排在優先的地位,直到代理日久,才不得不由吏部發文補授台北知府,終於實至而名歸。

抗法戰爭亦有貢獻

陳星聚在中法戰爭的陰影及時間壓力下,趕工建好了台北城,立刻又投身支援劉銘傳所督辦的淡水及基隆防守戰爭,做為地方父母官,戰場在轄區,自然備感煎熬,必須提供錙重糧食、撫卹傷亡、提振士氣、安撫民心,責任自是不輕,尤其在多年建城城工的操勞之下已埋下病灶,但是陳星聚因為早年率領地方團練抵抗捻匪的經驗,對抗法戰爭也有他的戰略思想,尤其當時地方仕紳所組的民團亦躍躍欲戰。

當時劉銘傳認為同時防守淡水及基隆力有未逮,基於守護台北府城的優先考量,遂決定棄守基隆,這個戰略決定傷透民眾之心,陳星聚也覺得情無以堪,他與當時的台灣兵備道劉璈都對劉銘傳的這個戰略決定不以為然,一再勸劉銘傳盡速收復基隆而見隙於劉銘傳。之間又牽涉到「湘淮之爭」,劉銘傳系屬淮軍,劉璈系屬湘軍,陳星聚未涉湘淮,但因與劉璈相同的戰略思想且聯袂勸劉銘傳,令劉銘傳大為氣憤,戰後兩劉之爭,吵到朝廷,劉銘傳告劉璈諸多罪狀,竟使劉璈被判死刑,後又由朝廷派員調查,發現劉銘傳所告未盡真實,遂改判流放黑龍江,最後劉璈死於黑龍江。

劉璈在台灣建省之前是台灣最高的官吏,也是陳星聚的長官,他對台北城方位的風水觀有意見,硬是要將台北城向東轉了15度,陳星聚不得不接受,但也造成建城經費的增加,以及工期的延宕;而劉璈與劉銘傳的湘淮之爭,或多或少也給陳星聚造成困擾和壓力,陳星聚夾在兩劉之間,其進退之難可以想見。

陳星聚在建城之後、中法戰爭的後勤支援、戰略思想異於主帥、清廷在勝後又簽訂不平等條約等等的焦心煎熬和抑鬱之下,終於一病不起逝於任上。

陳星聚為官21年4個月,在福建整8年擔任5個縣的父母官,多為艱苦貧瘠縣份,任期最長者2年2個月,最短5個月,但在每一個縣都留下良好的政績和民眾感戴,這很不容易,必定有切中民瘼的做事方針和效率;在台灣11年10個月,將自大甲溪以北至淡水、基隆、宜蘭的廣袤轄區治理得逐漸走向清明,綜論他的施政,走的完全是儒家思想的治理方向,寬嚴並濟。

連橫寫《台灣通史》,將陳星聚列入循吏列傳,沈葆楨之前更在陳星聚擔任閩縣縣令時譽他為「純儒循吏」。所謂「循吏」,始於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設「循吏列傳」,定義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也有史家說:「得忠臣不如得良臣,忠臣出於亂世,亂世必有昏君及佞臣;良臣出於盛世,盛世君明而臣賢。」沈葆楨很看重循吏,曾說: 「『得一名將,不如得一循吏』;名將戡之於已亂、循吏消之於未形也。」因此,循吏必定廉、能、賢均備,又具使命感,為民眾福祉可以不計個人毀譽,因此廣泛影響社會民心,移風易俗,所謂「其德如風,風行而草偃」是也。

明朝張居正為相,喜用循吏、少用「清流」。他認為循吏是把國家社稷人民放在第一位的官僚,而「清流」是把個人聲譽放在最前面的官員。清流夸夸而談,過於愛惜羽毛,雖可獲得社會清望,但通常對社稷殊少貢獻。

陳星聚從政,始於福建,終於台灣,並逝於台灣,在台灣任官既久,貢獻又很大,理當為台灣民眾所永遠紀念,但事實卻是逐漸消失於台灣的開發史中,這是歷史的遺珠和不幸。推測起來有幾個原因:

北斗星也必然黯淡

一是陳星聚在淡水台北任上,忙於開拓北台灣,並未能有遐寫出一些札記或傳記的文字流傳,又死於任上,更未能退休後撰寫回憶錄,因此有關他的文字資料,只有公牘文書散見於「淡新檔案」的瀚海之中,查考十分不易;二是他逝於任上後,奉旨歸葬鄉里,全家十餘口人全數返回河南臨穎縣老家,無一人留在台灣,因此只要數年,就少有人記憶了,尤其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又是一個殖民的時代開始,清治時代的人事物更被刻意的抹去。

三是在清末清朝涉台官員中明星很多,如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邵友濂等,陳星聚雖然對台灣貢獻很大,但在大官員的耀眼光芒之下,北斗星也必然黯淡。(待續)

(作者為中華河洛暨開漳聖王文化研究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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