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抑的情意

《夏雪冬雷》以一段殉情故事,探索1950年代台灣的心靈史。(劉宗龍攝)

(劉宗龍攝)

從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乃至一九五○年六月的韓戰爆發,這將近五年的光陰,毋甯是台灣史上最能稱為「改朝換代」的新時代。島上一時多元並陳及其矛盾衝突,台灣呈現出一個文化概念上的沃土,並間接促成政治意識的啟蒙…

由徐堰鈴與樊光耀主演、陳世杰與王詞仰編劇、黃惟馨執導的《夏雪冬雷:淡水河殉情記》,真有其事,改編自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深夜於淡水河畔的、二十一歲女子的、一則奔流入海的殉情記。

「殉情」作為一種形容自殺行為的浪漫化詞彙──如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視自殺為戀愛時的巨大激情:「處在激烈地愛戀與自殺這兩種極端對立的情況中,自我已完全為客體所擊潰,儘管兩者的模式是如此截然不同。」──因情而殉之,是身後之人的觀看角度,往往簡化了該人與自身或與旁人相處時,幽微的、瞬息萬變的、心靈世界與外在世界的海市蜃樓。又或者說,為了不得不告別那可怕的混沌,只能將其死濃縮成一個詞彙,以「情」名之,以與君送別。

自殺事件作為

一則時代史

何其繁複。每次的自殺事件,都是一則心靈史,也是一則時代史。「淡水河殉情記」銘刻於一九五○年的台灣。從大歷史角度論之,這一年的台灣,被斷成截然不同的上下兩半,分界點是該年的六月二十五日,那是南北韓戰爭的開端日。在此分界點前的一月五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甫發表聲明:「美國政府不會走一條將導致它介入中國內戰的路。同理,美國政府也不會提供軍事援助或意見給台灣的中國部隊。」然而,韓戰爆發後,美國認為台灣在亞太地區有重大的戰略價值,遂一改先前對國民政府的消極態度,派遣美軍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以及第十三航空隊駐台,協助防止解放軍攻台。

二次大戰結束後,從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乃至一九五○年六月的韓戰爆發,這將近五年的光陰,毋甯是台灣史上最能稱為「改朝換代」的新時代。暫且不談其經濟結構面的巨大影響(這五年,原本僅居住六百萬餘人的台灣,湧進了二百萬的外來人口),島上一時多元並陳及其矛盾衝突,蜂湧而至。如左翼╱資本、殖民╱解放、理想╱頓挫、北京話╱台灣話╱日語、古文╱白話文╱日文、西進文明╱中國傳統╱五四思潮╱本土傳統╱東洋文化等……戰後五年內的台灣呈現出一個文化概念上的沃土,並間接促成政治意識的啟蒙。如一九四八年的四六學潮、一九四九年楊逵發表了〈和平宣言〉,和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廖文毅在日本京都發表了台獨主張──這可謂「台灣獨立」的濫觴。

作為一個僅止於文化概念上的關鍵五年的多元沃土,竟未能在其地域展現「眾聲喧譁」(heteroglossia)之勢,其最大的因素當然是國民政府在台的種種統治行徑。這五年,也是國民黨在國共戰爭裡迅速耗竭、失勢、乃至退守台灣的五年。在杜魯門發表美國只願冷眼旁觀的聲明、毛澤東一再鳴起「血洗解放台灣」的戰鼓,國民黨眼看就要被斃命的時刻,韓戰在此時爆發,中共轉而投入解放南韓,蔣氏政權獲得美國支持,得以好整以暇地死守在台灣。自此,台灣進入一個類似於「再殖民體制」的全面威權統治。

這並非意味台灣在國民政府接收後的最初五年尚未進入威權政治(二二八事件便是令人悲憤的例證),而是指:在改朝換代之初,台灣正值眾聲交會,本有機會成為眾聲之所,卻因政治的獨裁與壟斷,而逐漸成為一言之堂。種種醞釀且待成長的可能性,被當局者採粗暴手段予以禁止。發生於這五年的種種可能性,竟也在這五年之間,逐一被壓抑、被扼殺。

逐漸付之闕如、

定於一尊的台灣

究竟有哪些逐一被壓抑、被扼殺?若以文學領域觀之,撇去由官方主導的文藝創作與外省作家寫的反共小說,這五年活躍於台灣文壇的,幾乎都是在二、三○年代受皇民化政策影響、嫻熟於日文書寫的本省籍作家,卻因國民政府的禁日文政策或政治迫害,也幾乎於這五年消失於文壇:呂赫若於二二八事件後便停筆,改投入社會主義運動,傳聞一九五○年於鹿窟基地過世;龍瑛宗於一九四六年曾短暫參與《中華日報》日文版的編輯,但該年十月該版即告停刊,從此中斷文學生涯;楊逵於一九四七年曾被判死刑,獲釋後又於一九五一年被捕入獄,為期長達十年的監禁;葉石濤在二二八事件後,仍積極發表近四十篇的小說與評論,但也於一九五一年被關了三年……

這是「逐漸付之闕如」的五年。思想,逐漸淪為政策宣導;文學,逐漸往官方文藝靠攏。如今回過頭檢視這時期的種種外在遺留,我們實在很難拼湊出這五年台灣底層人民的心靈世界:他們處在那樣多元交織的錯綜年代,究竟感受到了怎樣的情感?懷抱了什麼樣的夢想?這是一種「被壓抑的情意」(repressed feelings),該詞非意指該時代的人們,因政治因素而失去了人之所以為人的七情六欲。而是指涉:在各種創作路徑皆成為政治機器的附庸;在各個文本間,人們的真實情感既無法隱、也無法顯。就如同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在共產黨主政下,長達近三十年的時光,幾乎沒有任何像樣的文學作品。老大哥總在那裡監視著一切,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提示,台灣並不是特例。

以劇場與表演重塑

該時代的個人心靈史

「被壓抑的情意」的另一層指涉,即是如同「淡水河殉情記」的本省人╱外省人之戀。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外省人成為本省人婚姻的選項之一,儘管其中有爛桃花、有欺騙、有不堪(呂赫若〈冬夜〉或吳濁流《無花果》,對此社會現狀有精采的描述),也不乏真心相愛而成婚者。然而,在二二八事件過後,省籍情結逐漸高漲,本省人若與外省人相戀,因省籍對立而成為某種顯著的社會禁忌╱忌諱。一位本省女子愛上外省男子而後自殺的「淡水河殉情記」,其真實故事的峰迴路轉、曲折顛波,甚至驚動了當時的台大校長傅斯年投書呼籲(旅日作家陶晶孫以此為本,於事件當年寫成〈淡水河心中〉日文小說;該事件也曾被改編拍成電影)。一件看似單純不過的自殺案,引爆了當時輿論的大量討論,也讓國民政府見獵心喜,企圖以此作為「本省人不該仇視外省人」的活宣傳。這的確揭示了當時某種被壓抑的情感:真心相愛的兩人,卻因時代因素而被迫分離。

由陳達儒作詞、蘇桐編曲的〈青春悲喜曲〉,至今仍被江蕙、蔡琴等歌手多次翻唱,正是完成於一九五○年,歌詞末兩句似成真實事件女主角的心境註腳:「阮心內為哥無變愛到死,阮一生不知幸福也是悲。」然而,真實事件女主角為何而自殺?逼她赴死的心靈史究竟是什麼?已不可考。

不可考,意味有詮釋的空間。重新搬演此事件的《夏雪冬雷》,一步步合理地推演出該女(劇中名為淑綾,由徐堰鈴飾演)在死前的種種情緒轉折,將該事件放回戰後台灣的語境與脈絡,推導出一個與現有詮釋迥然不同的版本。

徐堰鈴的表演,重塑了一九五○年的她的死,豐厚且細膩。自殺作為一種明志、作為一種控訴,在徐堰鈴的詮釋下,《夏雪冬雷》淑綾的自殺成了一種不得不的積極性行動,猶如唯有死亡,才能告別她所屬╱不屬於的時代,才能證明自己所付出的是愛。在此劇中,淑綾的自殺,絕非「殉情」二字能輕易涵蓋。淑綾死於父權的壓抑、死於威權的壓抑、死於陽具中心的壓抑、死於血脈同源的欺騙與背叛,一如戰後的短短五年間,種種可能性皆因政權而被壓抑、皆被威權所扼殺的台灣──這何嘗不是該女當年決定赴死的可能原因之一!

從二○一七年回望一九五○年的台灣,且看徐堰鈴以其表演讓一位已失去話語權的女性得以浮出歷史,且看樊光耀陳述既為加害人又為被害人的自我譴責,且看陳世杰、王詞仰以劇本宣示國族豈可凌駕真愛,且看黃惟馨帶領觀眾重訪關鍵又陌生的老派年代。「共同迎向更燦爛的到來」──《夏雪冬雷》節目簡介終究是這樣樂觀宣示的。

《夏雪冬雷》將於12月29日、30日、31日演出地點:台北市城市舞台(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5號)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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