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政府宣布,6月12日將在新加坡舉行「川金會」,今年初以來,因為北韓試射飛彈和伊朗核協議等紛紛擾擾的場景,因為平昌冬季奧運的舉辦,以及南北韓友善的互動,似乎逐漸劃下句點。但近日因美(南)韓進行軍演,又惹惱北韓,為川金會增添變數。東北亞局勢最近兩個月來「橫空出世」、一場又一場「習金會」、「文金會」,甚至是「川金會」的陸續粉墨登場,峰迴路轉的國際政經局勢之瞬息萬變,讓人再一次見識到,美國和中國大陸對於東亞地緣政治發展的深遠影響力。在蔡總統就職兩周年之際,東南亞最近兩個月來的政治情勢的重大發展,對於「新南向政策」也有以下三個方面的議題值得重視。

首先,「政治會影響到經貿投資」,今年4月以來,很多事件的發生都影響到新南向國家的政治發展,對於「新南向政策」的推動有利有弊,必須嚴肅看待。一方面,澳洲總理滕博爾因為去年底大力推動新的「反間諜和外國干預法」,而使得和大陸的外交關係降到冰點,他和內閣成員上個月中旬甚至還被拒發簽證。另一方面,去年夏天在中印邊境幾近兵戎相見的印度,總理莫迪為了修補關係,在4月27日到28日到訪大陸武漢,與習近平非正式的會晤。此外,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5月上旬先出訪會見印尼總統,回程再參加由日本主辦的「中日(南)韓高峰會」。而上周馬來西亞大選在政黨輪替之後,回鍋的馬哈地總理對於中國大陸與其共同興建的皇京港和自由貿易園區、兩項重量級投資的態度,仍有待後續的觀察。

再者,深諳雙邊談判能得到遠超過多邊經貿組織所獲得利益的川普,上任一年半以來對於TPP的曖昧態度,直接影響到CPTPP的未來發展。而在莫迪與習近平會晤和中日韓高峰會,以及「川金會」之後,如果北韓真的無核化,並全力發展經濟,則無論是美國的「印太戰略」或是CPTPP對於區域政治經濟的可能影響,無疑必然和「新南向政策」之成敗有密切的關係。最後,被蔡總統定位為「台灣的亞洲區域戰略」,新南向政策有必要針對經貿投資的「政治風險」進行階段性的評估。蔡總統上個月曾經就美中貿易紛爭造成的變局指出,政府從2016年以來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和新南向政策,以拓展台灣的外貿布局,現在於證明當時的判斷是對的。然而就當前的國際大環境來說,「美國因素」才是最值得重視的政治風險。

無論是「川金會」想要解決的北韓問題,或是TPP和中國大陸對美國所形成「不公平貿易」影響到的美國國內就業機會,今年11月的期中選舉才是川普上任迄今心中的「軟肋」。除了要等到6月「川金會」後才能確認的東亞政治局勢,在美中的貿易紛爭如何在期中選舉前暫時告一段落之前,CPTPP及其他區域經貿組織的運作,以及東南亞國家在2020年要建立的「東協共同體」,都是影響新南向政策的國際大環境。

更進而言之,幾個新南向大國明年都有大選,政策的影響將來自兩個方面:政黨輪替前後的政策持續性;以及為了避免政黨輪替,目前各國執政黨「維持現狀」的態勢不會改變。細觀明年2019年要舉行大選的新南向國家,至少有印度、印尼、泰國、以及澳洲。印度總理莫迪到訪大陸的武漢會見習近平,或是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前往印尼會見佐克威總統,都有助於兩個區域大國和中國大陸維持穩定的政治經濟和貿易投資關係。現任在位者面對「選舉年」的壓力,無論願不願意、短期間都會希望改善與周邊國家外交關係,積極發展經貿、並進而招商引資,拿出好的施政成績單迎接明年的選戰。

有鑒於新南向國家從人口和土地面積、政府體制、經濟規模與發展程度、乃至於經貿投資需求都不相同,政府單方面所規劃「跨境電商」、「觀光」、以及「公共工程」新南向政策的三大潛力領域,能不能透過融入區域的經濟整合,促進台灣對外經貿的多元化,除了必須有因地制宜的政策考量,還端視東亞地區的政治局勢而定。令人憂慮的是,要讓新南向政策「再次偉大」,經貿合作以外的重中之重,國際政治詭譎多變的合縱連橫,操之於人;而相對於台灣而言,中國大陸顯然擁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優勢。

面對沒有主場優勢的挑戰,「新南向商機」之拓展在過去兩年並沒有跳脫傳統的對外經貿思維,也無法突顯新南向政策「以人為本」的特色。缺少國家的力量做為後盾,「台灣隊」的成功仍有賴政府致力於周邊政治環境的和諧穩定,這才是蔡總統就職兩周年之際,新南向政策在「國家安全」層次應該有的深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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