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數位經濟的發展蔚為世界潮流。隨著網路的快速發展及行動通訊科技的崛起,加上大數據、雲端運算、物聯網等科技的日趨成熟,全球經濟發展進入嶄新的紀元,也對傳統的經濟、產業發展模式,帶來重大的挑戰與考驗。不過,中小企業在人才、資金不足及獲利微薄下,如何因應數位經濟時代?

在台灣,面臨更多的內憂外患和激烈的變革衝突。背後原因歸納如下:

第一,產業和心態的包袱問題:台灣傳統中小企業,絕大部份是家族企業,在已成熟的台灣市場,已習慣它們的方式及成本管理模式來經營事業,而且數位技術有可能是要革自己的命,對企業風險太大,因此轉化成數位企業,只能多說慢做。

第二、缺乏大型的領頭羊企業:台灣沒有大型的互聯網企業來帶動數位轉型,無法有效的驅動數位科技,包括領頭和投資,只能萬事靠政府。數位經濟的發展,需要產業政策的推動,更需要企業的創新,就以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為例,在美國是尖牙四巨頭(Facebook、Amazon、Apple、Google;FAAG),在中國大陸則是由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組成的BAT三雄,上述企業對於新技術,如人工智慧、區塊鏈、大數據等的大力投入,掀起了創業、創新的熱潮。

第三,政府的行政效率問題:台灣政府存在「小政府,大市民」的限制,且行事風格防弊大於興利,立法困難,投資市場薄弱,無法成為數位經濟的支持者,充其量也只是參與者。

第四,學習意願弱化:一個沒有足夠的動能進行自我學習和反思的社會,去催促企業本身進行改變更是困難。過去,台灣社會渴求進步會大量的引進知識工作者,會大批的出國進修和留學,但隨著出國人數和學習專業的減少和分佈,以及來台投資和吸引人才誘因的減弱,台灣在數位經濟時代的發展值得警惕。

在困難重重之下,中小企業如何在數位經濟時代跨出第一步呢?先從數位經濟如何改變社會來切入可以看得更清楚。這十年來最大的改變首推移動化,人們無處不進行網路互聯。其二是社交化,愈來愈多人的消費和觀點,會受新社群的影響,理由在於愛好相同及有信任連結。其三是智慧化,物聯網使得物物相聯,藉由感應器的感應和驅動,物體硬體都智能,當進化到人工智慧,硬體運算加速,深度學習演算法精煉,造成萬物皆可分析,物體硬體正式從被動升級成主動;其四是去中心化,中間商及中介者逐漸消失,藉由平台,生產者可以直接連結消費者,需求者可以連結服務者,所以形成數位企業,上述四化即為成功的關鍵。

至於政府的角色何在?美國、大陸有大型網際網路廠商帶動產業發展,台灣企業相對付之闕如,因此,政府必須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政府應考慮規劃本土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SI)團隊方足以減少中小企業進入數位經濟的障礙。至於如何運作本土性SI整合團隊?主要的作法在於鏈結具物聯網(IoT)技術的人才,對電力、電源有了解的人員,以及應用領域(如紡織、農業、石化、工具機等)獨門知識(domain knowledge)的人才,將上述人力予以整合、訓練,並透過適當的示範場域來實驗、展示,爭取應用的商機。成功後可以協助廠商更了解客戶的需求,並整合其供應鏈,提供更有效率、更客製化的服務。

政府如何切入SI整合而加以協助?台灣在土地缺乏、環評趨嚴下,未來大規模製造、生產的生存空間縮小。但既有業者思維保守、創新不足,因此,若干創新型創業、提供解決方案的中小企業應加以鼓勵,扮演鯰魚刺激鰻魚的角色。大體而言,中央政府首先應指定部會接受創新實驗的申請,其次和地方政府合作,擇定地區提供土地或廉價租金,使申請企業有示範場域與展示中心,爭取可能的商機。當然,若干測試實驗有其風險或法律制約,政府若能提供法律上的免責條款,使其在一定場域內,降低測試實驗的風險,對企業會有幫助。同時,亦可敦促大學加強和產業界的合作培育人才。

此外,目前幾乎多數的OECD國家都有全國性的數位創新策略,包括新的產業政策、群聚政策及智慧專業化策略。主要的政策方向及轉變包括:一、強化研發能量、基礎建設、人力資源改善等及創新架構的改善整合;二、多數表現較佳的國家,都把研發創新的資源擺在具優勢的ICT高成長領域;三、調整政策工具,更聚焦重點領域,並將用更多不同的政策工具組合(如補助、租稅優惠、創投等工具的同時使用);四、針對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如氣候變遷、醫療照護、交通規劃等投入龐大創新研發資源。因此,台灣政府也應在上述領域及政策上多加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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