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炮戰打得正兇的時候,詩人洛夫在軍官外語學校受訓。受了英文訓練以後,馬上就派到金門當新聞聯絡官,專門負責接待外國記者。那時金門是戰地,世界關注的焦點,各國大媒體的戰地記者絡繹於途。洛夫和其他兩個新聞聯絡官就專責接待這些記者。

此時的金門已從最初的激烈炮戰,降低為「單打雙不打」,星期一三五打炮彈的時候,很危險,記者別來;但二四六不打,記者來的就多,也是最忙的時候。記者來了就一起睡在坑道裡。有時碰上半夜打炮彈,炮聲震得轟轟作響了一夜,根本沒辦法睡覺。

有一次炮彈打太兇了,洛夫只好起來,隨手寫著詩,想不到炮彈竟然呡噹一聲,直接落在他的頭頂坑道的正上方,打在岩石上,爆炸了。他身邊一個上尉嚇得躲到桌子底下,他也被震得身體搖晃,可是當時還不覺得害怕,只是像老兵一樣,槍一旦打響,反而不害怕了。事後回想,他才感到一種後怕的驚心動魄。

就是在那樣的情境下,他開始寫起了後來非常有名的詩《石室之死亡》的第一首,在那死亡的直擊、恐懼的籠罩下,他不能明白寫出自己所在的金門(這是軍事機密),也不能寫出炮彈的轟炸(這也是軍事機密),更不能用寫實的手法講故事,於是就成為一種對死亡與恐懼的意識流的呈現。

祇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我便怔住

在清晨,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

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哮橫過他的脈管

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

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

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株樹,樹在火中成長

一切靜止,唯眸子在眼瞼後面移動

移向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

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

(摘自《石室之死亡》第一節)

他的《石室之死亡》許多人說看不懂,但很有想像力,有一種莫名的窒息感和爆發力。這是洛夫的得意之作。

洛夫是在1954年夏天和張默結識的。他們都參加了一個陸戰隊辦的「三民主義講習班」。那時張默在第一師第一旅,洛夫也參加了,他比張大,當排頭,張默排中間,二人在同一個班,互相報上姓名時,都「哦」了一聲,說:早就認識你了。原來,他們都在海軍裡面的《忠義報》發表過詩,早知彼此的文名。如此相識後,不免惺惺相惜的多談了幾句,甚至想,現在詩刊投稿不易,不如自己來辦一個詩刊,讓年輕詩人都有地方發表。但一星期的訓練很快過去,各自都回了部隊。

過不久,張默放假一人在高雄閒逛,走到大業書局裡,不經意間,翻到一本散文家的書,裡面有「創世紀」三個字,他心中彷彿被什麼「電」到了,大感興奮,就寫信給洛夫道:「咱們不妨以『創世紀』為名,來辦一個詩刊。」洛夫欣然同意了,這詩刊就這樣辦了起來,一辦,居然辦了六十幾年,迄今還在出。

那一年,23歲的詩人弦也是在高雄左營的軍中廣播電台工作。

十七歲那一年弦離開家,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想家想得毫無辦法了,就只能寫寫詩,把內心的積鬱憂傷抒發出來。可寫詩的人總是要有學習的詩人、閱讀的作品,那時,主要的作家都留在大陸,只要留在大陸,作品一律查禁。市面上能看到的書,主要就是反共文藝、戰鬥文學、政治教條,無聊得要死。

弦很聰明,他利用電台廣播的機會,發現了高雄煉油廠裡,有一個圖書館,也許因為高雄煉油廠都是工程師,政治上很放心,所以沒有檢查他們的圖書館,這裡反而保留了許多三、四十年代的禁書。詩人裡竟然還有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作品。他們還辦了一個刊物,叫《拾穗》,介紹西方的文藝。當時還沒有影印,那書不能借,就只能像中世紀的僧侶那樣,一個字一個字的抄。抄的感覺特別美妙,因為太珍貴,抄一遍,你就不會忘記。弦如是說。

後來,張默、洛夫也都知道了,大家都來傳抄。那等於在苦悶的年代開了一扇窗。那時正是存在主義的年代,他們讀了幾本存在主義小說,如卡謬、沙特等,都感到無比振奮。他們是從戰火中走出來的孩子,歷經千辛萬苦,才到達台灣,人的渺小與孤單,存在的虛無與荒謬,死亡的威脅與怪誕,這種種,用弦的話說:「看那些書像點著了火一樣那麼激動,覺得有很多情況跟我們的現況,此身的處境很有關係。所以我看到這些批判的時候,特別覺得好像在替我說話。」」

《創世紀》不是一開始就走上超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之路。剛開始,這些軍中詩人也是相當小心地配合著政策,把詩刊的主旨說得近乎反共政策。然而在摸索之後,在思想一步步改變之後,才終於找到一種「發聲的調子」,一種表達自己感受的方法,一種突破戒嚴體制下的僵化語言,而試著用朦朧的意象、晦澀的語言、隱然的虛無,去訴說一個時代的感受。

〈上校〉

那純粹是另一種玫瑰

自火焰中誕生

在蕎麥田裡他們遇見最大的會戰

而他的一條腿訣別於一九四三年

他曾聽到過歷史和笑

什麼是不朽呢

咳嗽藥刮臉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

而在妻的縫紉機的零星戰鬥下

他覺得唯一能俘虜他的

便是太陽

戰爭的記憶,無根的漂泊,孤獨的流浪,彷彿變成一個時代共同的印記。1933年生的鄭愁予,父親是軍人,自小跟著母親讀書上學,1949年後來台灣讀中學、大學。二十歲那一年,他寫下後來傳世的作品〈錯誤〉。

〈錯誤〉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2013年我訪問鄭愁予的時候,他談到了〈小城連作〉中,後面的背景隱然是戰爭,因為戰爭,城都空了,詩人騎著馬從江南走過,要尋訪朋友,都不再了;小城只剩下「滿天飄飛的雲絮和一階落花」。我當時心中一驚。原來,我們想像的詩中的浪漫,其實是一個詩人有過的傷痛。然而他的詩寫得太美了,人們只看見寂寞的江南,誰曾想到戰爭的陰影仍在詩人的心中呢?

烽火離亂的孤單,煙雨江南的回憶,少年思親的呼喚,交織成這一代詩人筆下那迷離而憂傷的長短句。余光中在1951年寫下〈舟子的悲歌〉下半段如此寫:

昨夜,

月光在海上鋪一條金路,

渡我的夢回到大陸,

在那淡淡的月光下,

我夢見臉色更淡的老母,

我發狂地跑上去,

一顆童心在腔裡歡舞,

啊,

何處是老母,何處是老母,

荒煙衰草叢裡,

有墳塋無數……

在那充滿政治教條的年代,這些從大陸來的年輕詩人,寫下鄉愁與流浪的行板,用詩去追尋自我,追尋自由,去召喚一個創造、開放的新時代。

而台灣的文人呢?過去用日文寫作而小有成就的文學作家,如楊逵,此刻正在坐牢。鍾理和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歷經兄長鍾浩東被槍決,內心痛苦而患著肺病,在屏東家鄉養病,寫下他著名的小說《笠山農場》。小說家鍾肇政此時正在寫下他著名的《魯冰花》和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而年輕的世代則苦於戰後的失學,正在努力學習用中文寫作,試著描述台灣戰後的生活。

即使在戒嚴體制下,在反共文藝當道的時代,依然無法禁錮人們尋求自由創作的心。用矇矓的詩句,反抗僵化的宣傳教條;用流浪的鄉愁,對抗現實的壓抑;用文學的想像,抵擋寒冷的現實;用創作的想像世界,表現人性的悲哀與溫暖;這大約就是1950年代後期,台灣文學心靈的寫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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