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羅斯福(左)。(本報系資料照片)
美國總統羅斯福(左)。(本報系資料照片)

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現今許多朋友只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拿一個「赤」字抹殺新運動,那是張作霖、吳佩孚的把戲。然而拿一個「資本主義」來抹殺一切現代國家,這種眼光究竟比張作霖、吳佩孚高明多少?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還沒有從「迷信的馴服工具」、「傳統規則的奴隸」、「不開化的人的利己性」的「消極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來的中國人,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積極主動地捨棄野蠻落後的本土文化及政制傳統,充分融入全球化的人類社會共同體,才是唯一可行的正確選擇和文明通道。據胡德平回憶,胡耀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率先提出改革開放的建議,就是直接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觀點的點亮啟發。

模擬選舉票投羅斯福

比起胡適對於美國社會並不專業的思想感悟,德國學者桑巴特早在胡適到美國留學之前的1906年,就出版了一本學術專著《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其中的主要觀點是:社會主義發源於資本主義的母腹,它是對資本主義的一個反應。這個反應在歐洲表現得很是劇烈,在美國卻找不到適合它的土壤:「美國就缺少那種基於資本主義基礎的社會結構中總是很明顯的一個特徵─那就是,貧富的極端對立。」

桑巴特為此專門統計了1900至1905年間美國紐約、芝加哥等七個州的社會主義政黨在選民當中的得票數和得票率。以1900年為例,紐約市區和芝加哥城沒有一票投給社會主義政黨的總統候選人。阿拉巴馬州有928票,得票率為0.6%,科羅拉多州684票,得票率為0.3%,賓夕法尼亞州4831票,得票率為0.4%,德克薩斯州1846票,得票率為0.4%。得票最高的是麻塞諸塞州,9716票,得票率也不過2.3%。

與此相印證,1912年胡適在康乃爾大學讀書期間,參與過選舉總統的模擬測驗。投票者來自12個國家的53名大學生,候選人共有4名:民主黨的威爾遜、共和黨的塔夫脫、介於兩黨之間的進步黨的羅斯福、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黨的德蔔。參加投票的中國留學生15人,有7票投給了威爾遜,6票給了羅斯福,共和黨一票也沒有,剩下僅有的兩票給了更加激進的社會黨人德蔔。

其中胡適把票投給了羅斯福,等威爾遜當選總統之後,他又喜愛上了這位民主黨的新總統。

相比之下,美國本土的學生分別把票投給了威爾遜、塔夫脫、羅斯福,卻沒有一個人投給德蔔。由此可以折射出,美國確實沒有發生社會主義運動的土壤和空間,而中國社會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較為普遍的社會主義傾向,是有自己的文化基因和經濟基礎的。胡適雖然沒有閱讀過桑巴特這本廣為流傳的《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他對於一手拿選票、一手拿股票的美國民眾不可能捲入「階級戰爭」的理解,卻與 20年前的桑巴特不謀而合。桑巴特在談到美國現代工商企業的股份制產權架構時,引用其同行學者的話語解釋說:「大公司的股東,多元的小股票持有者,被引導著逐漸從雇主的角度考慮經濟問題了。衝突的機會……將會消失……當他們之間的差異被一種共同的業主身分結合起來的時候……總之,工人開始沉浸於資本家的心態。」

也許能看見第三條路

胡適《漫遊的感想》的第四篇是「往西去」,文章開頭的兩段話是這樣的: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見著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很勸我在俄國多考察一些時。我因為要趕到英國去開會,所以不能久留。那時馮玉祥將軍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聽說他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我對他的祕書劉伯堅諸君說:我很盼望馮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

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作為對比,胡適講述了一個「有趣味的故事」:他從美國回國途中路過日本,和馬伯援一起去拜訪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剛從歐洲回來,說是思想主張有所變化:「從前我主張社會政策;這次從歐洲回來之後,我不主張這種妥協的緩和的社會政策了。我現在以為這其間只有兩條路:不是純粹的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就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沒有第三條路。」

胡適認為這位經濟學博士只去了歐洲,不瞭解美國的情形。他建議對方到美國去看看,「也許可以看見第三條路,也未可知」。

這位經濟學博士的回答竟然是:「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這句話對胡適刺激很大,他因此感慨說: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現今許多朋友只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拿一個「赤」字抹殺新運動,那是張作霖、吳佩孚的把戲。然而拿一個「資本主義」來抹殺一切現代國家,這種眼光究竟比張作霖、吳佩孚高明多少?

胡適所說的「第三條路」,顯然是指美國式的一手拿選票、一手拿股票的「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的「真正的社會革命」。但是,胡適即使到了他更加喜愛的美國,仍然保持著此前對於「赤」色蘇俄的有限認同。1927年2月,他回到母校哥倫比亞大學講演時,與幾位西方教授聊天。來自巴黎大學的一位教授說起他幾年前在俄國賑災的事情,胡適對他「把俄國說的真不成人世界」,而且「不很信俄國近年的進步」,表現出的是大不以為然。

(系列完)

#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