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美中貿易戰休兵90日期間,兩方的學界和輿論對貿易戰議題進行各種反思,研判貿易戰議題最後的趨勢與走向。事實上,川普政府為改善貿易摩擦發動的貿易戰讓美中雙方元氣大傷,FTA政策對於初始關稅水平較低的國家具有更為顯著的貿易創造效應。另一方面,貿易戰過程中的更多貿易利益被其他國家攫取,呈現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現象。長期來看,美國未必能主導全球貿易格局,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貿易協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緩貿易戰給其他國家帶來的不良影響。

輿論上普遍認為貿易逆差是美中貿易戰的主因,筆者認為上述說法太過簡化。事實上,倘若透過對比美中雙方對貿易數據的估計,發現美國商務部發布的美中貨物貿易逆差結果,與大陸海關提供的貨物貿易逆差存有巨大差距。根據大陸海關統計,2017年大陸對美國貨物出口為4298億美元,貨物進口為1539億美元,貨物貿易順差為2759億美元。而2017年,美國對大陸的貨物出口為1307億美元,貨物進口為5056億美元,貨物貿易逆差為3752億美元。僅在貿易統計數據上,美國統計的貨物貿易逆差就比大陸統計的貨物貿易順差多出近1000億美元,顯現傳統貿易數據統計因國別計算的差異,加遽貿易逆差問題成為美中貿易戰的替罪羔羊。

當前屬於貿易摩擦多發期,逆全球化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潛在的貿易戰一觸即發。特別是自川普執政以來,美國政府採取保護本國經濟利益至上的貿易措施,對世界的鋼鐵和鋁製品等徵收高額關稅。美中貿易戰的激烈搏鬥之間,其實存在雙方對貿易型態和意識形態上的差距,尤其對當前國際貿易觀念,已經從以貿易額為基礎轉向以增加值為基礎,貿易逆差所反映數據未必能盡信,反映傳統國際貿易計算遭到嚴峻的挑戰。筆者認為當前的貿易環境相較過去發生兩項變化:其一,全球價值鏈(GVCs)概念的引入,深化讓傳統國際貿易計算不斷翻修;其次,表現為伴隨國家間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發展,傳統的貿易統計數據缺乏可靠性。

短期內美國發動貿易戰可以保護本國的行業,但由於價值鏈分工的逐步細化和行業上下游聯繫日益緊密,長此以往並不能真正達到保護行業發展之目的,而且還會降低調節貿易分工的能力,幾乎所有相關聯的產業鏈都會利益受損,並且影響到跨國企業的全球市場布局能力。

在生產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公司在全球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進行戰略布局,大陸作為「世界工廠」參與全球經濟,通過加工組裝的方式滲入到全球價值鏈中,雖然大陸所獲得的利益僅為價值鏈中加工組裝環節的增加值,但按照當前的原產地原則的貿易統計方法把總的商品價值記為大陸的出口額,該種統計方法實際上誇大了美中貨物貿易逆差。

尤甚,在國際貿易活動中很多環節無法被統計數據表徵。例如:跨境電子支付和代購潮帶來的巨大居民消費,筆者認為在一定程度上抹殺了貿易中貨物、服務自由流動產生的收益,亦能減少貿易逆差所起的國際爭執。(作者為北京清華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