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險」(hedging)概念來自外匯操作與投資領域,也稱作「對沖」。簡單地說是在趨勢相反的標的物上同時下注,目的不是尋求獲利最大,而是避免巨大損失。這種行為不只在金融領域盛行,日常生活也屢見不鮮。國際關係學界研究避險,通常是與「一邊倒」做對比,藉由引進外匯操作概念,使讀者能更熟悉這個行為,並對效果加以測量。

近年來研究東南亞國家避險外交的成果最多,也使避險主要被運用在研究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小國戰略行為。馬來西亞學者郭清水等的著名研究提示了這個戰略的主要特徵,可以綜合為以下三點︰

第一、同時選擇相反的選項,這些選項可以是同一領域,也可以細化區分(例如政經分離),又稱為「兩面下注」。第二、對巨大的相反力量都不做出綁定的、絕對性的承諾。第三、對相反趨勢的激烈競爭,採取慢一步、退一步、小一步(fallback)的立場。

中小國家之所以實行避險,根本原因是無政府狀態下,競爭中強權動向的不確定性。所謂動向不確定,最主要指兩個方面︰威脅方的意圖與能力不確定,與支持方的決心和能力不確定。由於意圖、能力、決心三者不僅可以偽裝,而且就算釋放信號也常被誤識(misperception)和誤解(misunderstanding),所以與一邊倒相比,小國避險往往是高難度動作。

學界過去對台灣的避險研究也不少,但現在我國能否避險,爭議特別突出。冷戰時期兩蔣政府曾經成功實施近似「一邊倒」的戰略,並用「自由燈塔」、「反共必勝」、「反對姑息逆流」這類強烈的泛道德化論述來合理化一邊倒。

現在美中又面臨「新冷戰」陷阱,台美再度出現擁護「民主同盟」、「理念相近」的一邊倒呼聲。避險則被譴責為綏靖,是一貫的姑息式道德錯誤,現實上也毫無實行空間。但是一邊倒雖然道德上輕鬆痛快,錯誤選擇的代價,卻比仍有避險元素的「搭車」還要巨大。所以除非是基於當事國國內不同勢力競爭的考量,決策者輕率拋棄避險、選擇一邊倒,不僅是戰略上的怠惰,道德上也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

其實避險並不是新奇的事物。春秋戰國時代一些小國在連橫和合縱之間切換,歷史上朝鮮和越南應對中國、東歐諸國夾處奧匈及沙俄與德國之間、芬蘭夾處北約與蘇聯之間、墨西哥在歐洲列強和新興美國之間,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國在美蘇之間,都曾從避險策略不同程度獲益。當前美國在體系中獨大,但各次區域仍有強大的競爭者。若干國家夾處在霸主美國與區域強權之間,或是由老練的領袖爐火純青地操作避險,像是日本的安倍、新加坡的李氏父子、馬來西亞的馬哈蒂、北韓的三代金氏、緬甸的翁山、土耳其的埃多安,又或是透過選民在不同傾向的政黨間交替選擇,如烏克蘭、斯里蘭卡、馬爾地夫,機制或有不同,都多少能從避險收穫。

當然,避險的成功有兩大條件需要明辨,包括︰一、威脅方的意圖或能力尚不確定。如果威脅方的能力與決心立即、明確,中小國除了追隨威脅方或參加制衡方,沒有避險空間。二、國內各主要政治力量對發展方向和政策排序有基本共識。由於避險要求的精細操作,需要相當程度排除國內政治競爭的干擾,何況強大行為者也有很多誘因要介入小國的選擇。這兩項關鍵因素如果嚴重缺損,即使有精細的避險計算,也很難完整實施。

經過以上分析可知,用道德因素排斥避險不僅昧於現實,以大量的無辜第三人為籌碼,本身更是道德錯誤。避險是生活中的日常,也是向所有中小國家開放的選項。

然而歷史何其弔詭,台灣在冷戰威權體制下的一邊倒戰略,竟可能由民主政體更加徹底地施行。這是因為冷戰與現在國際體系的特徵相同,還是體系有異,但壓制國內競爭的需要相近?如果是後者,我們在眾多中小國中獨樹一幟、帶頭衝鋒時,是否對威脅與支持力量的性質和決心有明智評估?要知道,避險才是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展現。一邊倒,往往沒有回頭路。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