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航罷工已落幕,要恭喜華航勞資雙方達成協議,使公司得以正常運作,機師回到崗位,旅客權益獲得保障,人飛得出去、也飛得回來。不過,觀察這次罷工事件的談判過程,仍有一些省思的空間。

談判是從分配型談判(零和遊戲)進入到整合型談判(雙贏結果)的交換過程。華航勞方和資方應有雙方具有「相互依賴性」的高度共識,考量對方的立場與利益,而不是以敵對的談判技巧來協商,會比較容易解決衝突,達成協議。

此外,這次華航勞資談判過程中,「利害關係者」的觀念還要加強。所謂「利害關係者」是指那些沒有直接參與談判的過程,卻受到其過程與結果影響利害關係的團體或個人。例如此次事件中的旅客、華航機師以外的員工、華航官方與民間的股東,以及參與協商的官員等,得把這些利害關係者列入考量,才能制定出最適當的、也最周全的談判策略與技巧。

1980年11月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機師協會罷工,提出提高工資30%等訴求,當時李光耀總理將 協會領袖召集到總統府,明確地表明,他不想摧毀機師們,但也不允許任何人摧毀新加坡,若機師不停止罷工,就停飛新航,開除所有機師,重組新的國家航空公司。李總理的做法已經把利害關係者的觀念層級提升到了國家的安危層級,是否妥當或有討論的餘地,但後來新航在營運與飛安上名列前茅,也是事實。

政府也可考慮建立更成熟的「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ADR)來解決衝突,並列入SOP運作。目前台灣公、私部門在談判時似乎都還沒有運用ADR機制。ADR指的是在談判衝突解決中第三方的介入,包括仲裁、調解與過程諮商,由公正客觀的專業人士、律師,和具有仲裁、調解與諮商專業訓練的人士所組成。介入的時機通常都是在談判各方無法取得共識,衝突加劇,已進入僵局、談判破局的時候介入。

目前西方的勞資談判大都經由ADR解決,不過由於國情與文化的差異,西方ADR的仲裁者、調節者或過程諮商者多半是接受聘用並且獲得報酬的第三方個人或團體來擔任,並非像這次華航罷工事件由政府部會首長及官員強行介入的第三方。是否今後勞資談判要將ADR列入SOP,成為經常性、制度化、標準化的流程,而無需部會首長親身介入協商,值得考量。

台灣自從解嚴之後,各種議題如勞資、兩岸、經貿、核能、同婚、兒虐等,帶來體制內外衝突不斷,也令社會動盪,人心不安。如果我們不能從每次不同的衝突事件當中學到更好的教訓,找出更好的爭端解決機制,運用各方實質利益與著眼全民福祉的有效對話機制來建立共識,社會將持續付出更多的成本。(作者為國立台北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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