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結這些問題的產生是台灣社會封閉太久,尤其是對於大陸採取的政策更是有諸多禁止,說白了就是只想掙大陸的錢,卻不讓大陸同胞自由地到台灣,使得台灣出現了單一的甚至單調的本地至上的封閉文化結構。甚至許多台灣同胞很難去理解,大陸各省各地就算是北京都有自己地方的方言,於是台灣的政治出現了講閩南語的本省人和講「國語」的外省人的文化政治認同矛盾,卻不知道這些台灣外省人他們最早拋棄了自己的方言。

早期台灣眷村成員也是來自各省,但需要溝通因此更重視普及「國語」。但也有一些特例,例如筆者父輩的朋友屬於外省第二代,這些長輩的眷村口音是受到眷村內強勢方言影響,一些空軍眷村講四川方言,這樣用各省的口音去講四川方言的腔調,這樣的外省二代口音只能在台灣有,但台灣本地人甚至以為大陸人就是這樣說話,燒餅夾油條的吃法發展於眷村,本省人也覺得大陸應該也是如此,然而筆者在大陸生活,去過許多地方卻幾乎沒見這樣的吃法。

可見台灣本省社會對事物理解的包容力是非常有限的,就連在台灣的外省都無法理解和包容,更何況長期被阻絕於台灣之外的大陸各省各地,對於台灣同胞而言更是一片空白,甚至長期的洗腦教育,使得台灣同胞遇到大陸同胞下意識的反應是面對「敵人」的精神緊繃和好奇但又是具有防備心理。

還有一個例子是筆者自己的家庭,有閩南的親戚其中一個姨婆是客家人,不會講閩南話講「國語」客家口音很重,這些閩南親戚就覺得是非常新鮮的事情,覺得這個姨婆講話「真逗」或心裡有所歧視。

這些現象除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是由於兩岸長期的隔絕產生的台灣社會單一化和包容不足以外,筆者要強調台灣社會整體的理解力是非常有限的,就連台灣內部之間的不同族群都無法相互理解,從這點看筆者認為台灣並不包容多元,而現在台灣有關於多元的口號,其實更多只是政治操作的議題,就如同筆者長期談到的台灣假民主假自由,都是自我洗腦的政治口號,難以接受現實的檢驗。光是對大陸正常的開放人才與資本這點都做不到,還妄談自由和多元。

2019年全國兩會台籍港區的淩友詩委員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或許因為台灣眷村外省後代的家庭背景,或者是在港區長期工作的影響,使得淩委員不再使用所謂「國語」的台灣腔,作為在大會發言講話的腔調,卻因此引來台灣方面一些人在網路和媒體上的批評和撻伐,甚至親綠媒體無所不用其極的扭曲和抹黑淩委員所謂的身分認同與國家認同,這些在筆者看來就是台灣社會單調單一,缺乏多元聲音相容並包的結果,同時也凸顯了台灣社會更是缺乏對「台灣同胞」本身多樣性的理解。

台灣當局高調的要取消淩委員的權利,限制台灣同胞的思想和人身自由,以此來懲罰恫嚇廣大台灣同胞不敢認同祖國和親近祖國。也正因為台灣當局長期的阻絕兩岸之間人才正常的交流交往,難怪當今台灣社會的理解能力和包容性變得如此低落。(張立齊/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台籍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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