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終信仰上帝,並沒有拜偶像的問題,也不是因為牧師或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對我特別好的緣故;當然他們對我十分友善,提供了各式幫助,在一開始是讓我願意一直去查經的一種助緣。不過我很清楚,要不是我感覺我必須信,那些事情,包括很動人的友誼,都起不了讓我受洗的動力。

改變的發生因人而異

其實我說再多,也沒有多大用處;我在此只有一個建議,認認真真的去讀一段時間聖經,認認真真的去討論,看看你的生命會不會發生變化?上帝如果揀選你,要對你做工,你遲早會認識祂的。當有一天你突然覺得聖經裡面的文字,躍然眼前,裡面的內容像無法抵擋,無從逃避的箭一般朝你射來,每段話都讓你覺得震動時,那就說明你的生命已經發生改變了;而這個改變的發生因人而異,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關鍵在於只要你永保尋求的心,那祂必定就會出現。

當祂出現之後,最一開始的感覺就是你會覺得,不管你幹什麼,上面總有人在看著你,這種感覺不會很舒服,有一點像是有一個軛套在自己身上,或是說很像是孫悟空頭上的金箍,起了邪念,軛就開始收緊,若是還付諸實現,你很快就會感到害怕與悔恨;不管遇上什麼事,你都會比以前淡定的多,因為你開始認識到,這些事情的發生與變化,你自己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關鍵是神在安排。

那些事情本身的唯一意義,實際上就是看你怎麼回應這些事情,在回應這些事情時,是否是根據上帝的教導來回應的。

等你再進入一個階層,你將會逐漸感受到平安;不過這個平安也不是隨時存在,而是根據你的狀態不同,而感受不同的。走筆至此,或許我們又會想問一個問題,如果自己做不了主了,那活著又有什麼意義?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而且還會引發一連串問題。例如:意義是什麼?幫助人有意義嗎?為什麼有意義?到底是由誰來界定,或是讓你覺得哪種事才是有意義的?

不斷學習神的話語

然後逐漸地,我們就會明白,一切的意義,其實也都與第一因有關。因為沒有外力來幫助你界定何為意義?那我們就連意義本身,都是無感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是很輕易的就能發現,何者為有意義?何者沒有意義?在每個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樣嗎。從這個角度推向極致,我們很快就能知道,一切所謂的意義,就來自于那個創造意義的造物主,只有以祂的意義為意義,我們才能觸及意義的核心。換言之,由自己當王所構思出來的意義,很可能是一些沒有意義的重複與做白工。這裡面當然有很多微妙處與人類有限智力下的模糊空間;而這也正是我們為什麼必須持續查經,不斷學習神的話語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家之後,要守的戒律非常多,也非常嚴苛;因為種種原因,沒能守住戒律,或是不想再待在廟子裡的人也是有的。出家還俗,從佛教的角度來看,自然不是好事情,尤其是因為破戒而還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感覺求道之路走錯了,另行選擇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至於是為的什麼原因還俗,我認為沒有必要深究。

我其實沒有那麼厲害,也沒有資格去評論非基督徒的信仰選擇是不是錯了。世間比我聰明,比我有智慧百倍以上的人多矣,他們有者選擇佛教,有者選擇伊斯蘭教,有者選擇基督教,也有許多人是無神論者。人們的信仰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差異,這背後肯定有靈界的力量在左右。

從表象來看,我確實是去了哈佛之後,才第一次有機會系統的接觸聖經。入選為哈佛燕京學人,要經過一系列嚴格的考察;申請人所服務的學校必須在哈燕社的名單之內(台灣原先只有台大與中研院,後來逐漸擴展到新竹清華與政大);經過位列名單以內的學校校內選拔勝出之後,哈佛的教授會親自從美國到亞洲來一一面試這些申請人,最後再將面試的情況彙整後,帶回哈佛開會討論,以決定下一個年度的入選名單。每一年能入選哈佛燕京學人者不過十餘名,偶爾也有超過二十名的時候。這些入選的學人,都是哈燕社從整個東亞範圍內五十多所最好的大學裡挑選出來的專業讀書人。

赴哈佛改變了我

當年面試我的正是哈燕社的社長杜維明先生,我的題目大致是討論中國的法律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獨特困境,這裡面當然要談到傳統文化。面試時,我用英語滔滔不絕地在杜老師面前述說,儒學在新時代裡實有「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責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本就應該從恢復中華民族的偉大文明著手;而救亡圖存,正是新儒家的使命。

杜老師是見過何等世面的人,自然不可能因為我這樣的言語,就頷首表示讚許;再說,當時我還是個佛教徒,這樣的想法,並非出自精心設計,純粹是出自當時的樸素感受。只是沒想到兩年後,我在北大開哈燕社校友年會時,已經抱持不同的看法了,我在會上對新儒家多所置疑,這些杜先生都聽見了,我不知道他是作何感想的;但是我確實通過學習聖經,打開了另一個心眼;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開始能夠用「原罪」這個視角來照明了。

唯出自命運而已

余英時認為,新儒家是在提倡一種有信仰的文化,在舉世滔滔之時,新儒家高度肯定人的精神,其取徑是值得同情的,這些新儒家信奉者的所作所為則是另一回事。

余英時在《錢穆與新儒家》(按,余英時並不認為錢穆屬於新儒家一派)一文中指出:「根據我個人的瞭解,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種特製的哲學語言來傳一種特殊的信仰,在這個信仰普遍衰微的時代,新儒家如果能發揮一種起信的功用,哪怕僅僅限於三五徒眾,仍然有益於社會秩序。我個人不但不反對,而且十分願意樂觀其成。」余英時對新儒家的這一段評論實在是偏低的,但是余英時卻說:「這個評價不能算偏低,恐怕已經是相當高了。」這在我看來,無疑就是把新儒家看得更低了;或許他所謂的高,已經是在另外一種層面上的同情式的理解。

余英時先生自不必說,杜維明老師也已經是當代最傑出的學人了,他們為什麼做或者不做這樣或那樣的選擇?這裡面的答案很可能是無關乎道德,甚至是無關乎智慧,唯有出自命運而已;而這個命運是既操之在手,也操之在天的。(《渡盡劫波兩岸情緣》之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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