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y Bird在港作品《到了,我們》重建個人歷史並連結當代社會。(奕思畫廊提供)
Candy Bird在港作品《到了,我們》重建個人歷史並連結當代社會。(奕思畫廊提供)

藝術家不該不食人間煙火,藝術家也可以改變世界,長久以來,華人世界藝術家的眼光早就遠離虛無主義、無病呻吟,更完全擺脫為政治及理念服務的實用性,有一群人更對於底層社會的一舉一動,用他們獨特的眼光予以關注,在浮世百態及紀實紀錄的刻畫之外,呈現引人深思的一面。

長期關注台灣的弱勢群體,在街頭持續以塗鴉藝術反應社會現實的Candy Bird,繼去年赴港與當地文化人陳可樂合作「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今年隨著台灣畫廊業者進駐香港,推出《到了,我們》展,將自己的家庭歷史與香港社會串連,也將自己對台灣社會議題的關注延伸至香港。

街頭塗鴉登上美術館

去年在港以10宗轟動香江的兇案為靈感創作一連串作品,Candy Bird在台灣也經常關注底層議題,如參與三鶯部落反迫遷,文林苑事件他也曾參與抗爭,並留下一幅畫作在王家外牆,用塗鴉表達自己對社會的聲音;他也曾以類似漫畫的形式,探討台灣的廢死爭議,並參與「2013亞洲藝術雙年展」,讓街頭塗鴉藝術登上國立台灣美術館。

此次《到了,我們》是從個人歷史出發,2010年Candy Bird曾與母親一同前往上海,上海是他母親的出生地,但距離上次回去已是20年前的事。Candy Bird藉著旅途,詳細詢問母親的經歷。1959年,台海爆發八二三炮戰的隔年,Candy Bird當時年僅10歲的母親跟著外婆離開了上海,一路經由廣州、深圳、澳門、香港來到台灣與外公重逢。這段歷程中,由於他們當年沒有任何身分證明,到了香港,待了快1年,住在工廠2樓隱密的小閣樓裡,等待從台灣寄過去的證明文件和船票。

以母親的故事作發展

Candy Bird以母親的故事發展成3部虛擬檔案:韓先生、徐小姐、閣樓,融合了書寫、杜撰及視野交換,勾勒對於過去、未來、故鄉、遠方的的討論,以及對時代議題中弱勢者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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