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由人組成,眾人的生計滿足、名利追求及理想實現,都可在組織中完成。然而組織也並不僅是使個人如願的工具,它也有自己的生命與使命,例如企業追求永續經營、政府追求福國利民。個人生計名利理想、與組織生命使命的交錯,左右了彼此的成敗榮辱,許多人世悲喜,實可追本溯源於此,對此的理解,當更體悟個人及組織何以如此收場的深層原因。

個人與組織的交錯,理想狀態是個人對生計名利理想的追求、與組織生命使命同向而行,例如戰國時期,張良歷代多為韓國重臣,秦國滅韓,張良因而決志滅秦,加入同以滅秦為使命的義軍組織,為劉邦出謀劃策滅秦,個人及組織相互成就,彼此的使命都得以實現。

如果個人生計名利理想與組織相背而行,例如官員貪污、或是以賄賂升官,都會使個人與組織此增即彼減;現代管理學發展出眾多管理工具,例如目標管理、獎酬體系等,都是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知名的代理理論也關注如何辨識及消弭人際間的代理問題,已頗能解決一般成員與組織間的潛在利益背離。

與組織背離的人若是最高領導者,狀況會較複雜。有時利益背離已明確到可以根據背信相關法律處理,有時領導者與組織的背離,牽涉的義理隱約模糊。東漢初期,丁綝長期跟隨劉秀征戰有功獲封凌陽侯,他有兩子:丁鴻及丁盛。丁鴻頗具學識、愛護弟弟丁盛;丁綝過世,原應由丁鴻繼承爵位,丁鴻為將爵位讓與弟弟,離家遠行,並上書朝廷奏稱患病求讓爵,然而朝廷並未批核。丁鴻逃封時遇到一好友,友人責備他「因家事廢王事,以兄弟私情而斷絕父親基業」,丁鴻作為家中「領導」有所感悟,還家受封,學問操守都受肯定,獲三任皇帝重用。丁鴻調整個人理念,不使其與家國組織的使命背離,收場圓滿。

領導者與組織的背離,若是個人利害私欲高度凌駕於組織生存及使命,將帶來傷害。第一種狀況是春秋時期齊莊公私通權臣崔杼的妻子,被崔杼所殺;晏嬰時任大夫,晏嬰屬下問是否要追隨國君而死,晏嬰回答,如果國君是為社稷死、我當跟隨,如果是因自己行為不當而死,無須跟隨。第二種狀況是北宋欽徽二帝被金人擄走、北宋滅亡,趙構在南京即位為宋高宗,他無意恢復中原,但大將岳飛卻以還我河山為使命,收場是忠於宋王朝的岳飛、亡於高宗這位領導者的利害盤算。領導者與組織使命背離,晏嬰的例子是領導自損,下屬不再盡忠,岳飛的例子是領導者棄反組織使命、堅持組織使命的屬下反而委屈含冤。

背離的第三種狀況最為隱晦難辨、結局也最為悲劇。晚清面臨強大外患,光緒戊戌變法失敗,眾外國要求慈禧還政光緒,慈禧仍想掌政;在變法、外國干預、帝后派系的複雜義理及利害糾葛中,又發生義和拳亂,引發八國聯軍,慈禧竟下達《向萬國宣戰詔書》,其動機到底是因為不滿外國干政、還是牽制義和團、或是威嚇洋人,眾說紛紜,但並非為了救亡圖存則可確定,她的權欲算計隱幽地潛代了清王朝生存發展而使之僵,開戰前殺一批主和官員以立威、戰敗後再殺一批主戰官員以卸責,希求鞏固個人地位,最後清廷加速滅亡收場。

領導者代表組織,理應與組織使命同向而行,並奉獻自身達成使命,若得如此,可以相互成就,自然最宜。領導者若是如宋高宗或齊莊公般離棄組織使命,組織將陷入停滯頹頓,忠勤的下屬將委屈難處、甚至遭遇構陷。最嚴重者如慈禧,為保權位,代表與奉獻異變成潛據及侵用,傷耗組織人才資源,終至悲劇收場。企業及政治領導者若能體悟,可避免許多悲劇,特別是現代政黨以勝選為使命,更應反思是否為保執政權位而耗損國家人才資源及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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