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殊的二元戶籍制度源於中共建政初期,優先發展工業的政策導向。中國學習蘇聯的經驗,透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為重工業化提供資本積累,而戶籍制度則保證了人力的穩定與持續,因此中國1975年憲法取消了第一版憲法中,有關居住遷徙自由的規定。

在這個制度之下,人民被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兩者戶籍的差異反映在各種社會福利,包括社保、教育、就業、生育、住房、土地等等。例如不同戶籍的學生,考大學的錄取分數是有顯著差異的。

有專家曾經表示,放寬戶籍限制,是讓中國跳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之一。人口流動和遷移的限制,使中國城市化水準滯後於國際一般標準,近億農民本該轉移到城市從事更高生產力、更高收入的工作,但在戶籍限制下沒有這麼做,造成國家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人口遷移管制造成了消費損失,也造成收入損失。

今年4月初,中國國家發改委公布「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宣布要讓超大和特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戶規模,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要求城區常住人口100~300萬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500萬的大城市要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也就是說,以官方文件確認了戶籍制度在大部分區域的取消,這是近年來改革的一大進步。

說到中國的改革,不可能忽略左右派之爭,這是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不僅是政治派別的利益之爭,也隱含了不同背景的價值觀衝突。同樣是開國元老,毛澤東的左與鄧小平的右,反映了其成長背景與其執政時代的環境差異。

中國當今的左轉,在過去幾年是顯而易見的,2018年中國股市的大跌,部份原因在於資本對向左轉的擔憂。

一刀切的供給側改革、國進民退,扼殺了中國最有活力的民營經濟,與當年朱鎔基的改革路線背道而馳。這樣的政策背景下,導致不少中小企業裁員過冬,大額可選消費品受到打擊,例如汽車、地產、手機等等。

隨著中美的衝突的發展,以及實體經濟的壓力,促使了新一輪的改革。2018年底,中國財政部長喊話正在研究更大規模減稅降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表示,對於不支援民企發展的行為,必須堅決糾正,這與「理直氣壯,做大做強國企」的態度截然相反,表明經濟政策向右轉。

上述政策左右變化的結果,也可以從數據中觀察到。2016~2018年,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所降低。以工業增加值為例,長期以來民營企業的增加值當月年增速高於國企。

在政策左轉之下,民營企業的增加值增速出現較為明顯下滑,而國企的增加值增速則觸底回升,2016年,國企超過民營企業增速,並一直持續到2018年。而在去年底政策再度轉向之後,2019年1~2月,國企的工業增加值累計年增速降至4.4%,而民營企業的增加值增速上升至8.3%,出現顯著逆轉。

民營經濟是整個中國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貢獻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民營經濟數據的改善,為市場帶來對景氣週期反轉的良好預期,也為投資人帶來新的機會。(元大中國平衡基金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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