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各國共同申報準則(CRS)逐漸上路,海外台商有匯回資金的迫切需求,自去年即不斷有業者向政府反應希望給個匯回的管道,而因應這個的需求,行政院已研擬「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擬藉由降稅以吸引海外資金投入政府想發展的特定產業。

外界估計這筆海外資金有10兆元的規模,似可紓解近年民間投資趨緩的困境,然而持此論者顯然是對總體經濟有所誤解,事實上,台灣近年並不缺資金,相反的,過去五年所累積的超額儲蓄即高達12兆元,此一規模更勝海外資金總數,這說明台灣缺的不是資金,而是投資機會,沒有這個投資機會而猛然把海外資金引回,非僅無助於民間投資,反而有讓資本市場再度泡沫化的隱憂。

台灣早年經濟發展確實缺乏資金,直到1980年超額儲蓄(儲蓄減投資)還是負值,也因此當年的十大建設、民間投資所需資金經常得自海外籌措,所幸隨著外貿順差持續擴大,超額儲蓄也同步升高,30多年來我國民間投資、公共建設所需資金足以自籌還有餘,自2003年超額儲蓄已屢屢破兆,2014年起更年年逾2兆,到去年為止,超額儲蓄率已經連續六年超過10%。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近年我國的儲蓄過多,多到挹注到投資(固定資本形成)之後還多出2兆的閒錢,也正由於大量閒錢進入房市、股市以致於近年房價、股價屢創新高,這項統計告訴我們,如今台灣不是缺資金,而是缺投資機會,在超額儲蓄連年氾濫的今天,政府該做的是改善投資環境以提振民間投資,而非吸引海外資金而引來泡沫風險。

我們以1986年、1987年的經驗為例,那時台灣超額儲蓄一年高達6,000億元,超額儲蓄率更升至20%的歷年最高,這正是「台灣錢淹腳目」年代,氾濫的超額儲蓄除讓台股升至萬點、也讓房價大漲逾倍,然而這終究是泡沫,1990年隨泡沫破滅,股市跌破三千點,經濟急凍,眼見此景,為紓解過多閒置資金,避免閒錢再度流入房市股市,重蹈覆轍,政府提出六年國建計畫,以將這些超額儲蓄導入公共建設。

六年國建計畫雖導致政府債務巨增,但仍不失為因應閒置資金的對策,反觀如今我們的閒置資金遠在昔日之上,政府非但不知預為因應,反而擬藉由降稅引進大量海外資金。奇哉!內部閒錢還未去化,外來資金又滾滾而入,如此豈非火上澆油?如此政策一旦上路,帶來的恐怕不是更多的繁榮,而是更大的泡沫。對於此刻正在立法院審議的「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我們有以下三點提醒:

第一、匯回資金並不等於民間投資:財政部有低、中、高三個推估,依中推估,此一專法上路後每年有逾4,000億元匯回台灣,依高推估則有近9,000億元,財政部固然可以自匯回資金獲得可觀的稅收,但這筆龐大的資金並不等於投資,非僅不等於投資,還有可能流入房市、股市衍生泡沫,既是如此,政府以單一窗口、解釋令及專法等三箭迎資金回台的目的究竟為何?這樣的三箭符合全民利益嗎?恐怕得重新思考。

第二、政府莫高估專法的控管能力:五、六年前政府也以降稅歡迎台商回台投資,結果沒有為民間投資帶來多少活水,反倒讓大筆資金流入炒房、炒股行列,房價高漲甚至成為民怨之首,本次「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雖訂有防範機制,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只要匯回渠道一開放,防不勝防,對總體經濟的衝擊難以逆料,前央行總裁彭淮南的憂心良非偶然,政府如今對於資金匯回雖表示有很好的管理措施,惟從昔日經驗,當局不可低估市場的投機,也莫要高估政府的管理能力。

第三、改善政治環境才能提振投資:我們的民間投資何以從1990年代每年成長11%降至扁政府的4.4%、馬政府的1.6%、蔡政府的1.1%,每況愈下的原因非關經濟,而在於政治。2000年以來內閣年年改組,朝野相互攻訐,百官無所適從,如此不穩定的環境民間投資如何成長?政治紛擾便是最大的投資障礙,不改善政治環境,便沒有好的投資環境,台灣經濟自不可能迎來成長的活水。

我們認為台灣今天確實面臨投資困境,然而解決之道不在於引入更多的資金,而在於建立和諧的朝野對話,試想,台灣企業儲蓄年年創新高、超額儲蓄年年破兩兆,哪裡需要海外資金的挹注?倒是海外資金如今正面臨匯回的壓力,兩者之輕重,事件之本末,不可混淆,明乎此,政府當務之急自應慎防海外資金匯回所可能衍生的總體經濟問題,而非著墨於如何吸引資金回台,此理甚明。

如今此一專法正在立法院審議,我們希望朝野能從總體經濟層面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及修正,以讓台灣經濟能在正確的認知上行穩致遠。

#經濟 #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