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歲的常丹琦,是我的一塊心病。如今心病已除,並非緣於我的治癒,而是因為她的死亡。

她是漂亮的。明眸皓齒,身材嬌小,畢業于中山大學文學系,曾是同事,都供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所。我在戲曲理論研究室,她在中國戲曲志編輯部,工作踏實細緻,也善處他人,不像我經常放炮。

1996年的一個晚上,她突然從家裏打來電話,說:「章老師,我要調到廣東工作了。」

「去哪兒?」

「廣東教育出版社。」

我大感意外!直言道:「你調動工作,恐怕有錢的因素吧?嫌研究所工資低,出版社工資高。」

她承認了。

我用激烈口吻,告訴她:「搞什麼出版!再也沒有比從事學術更好的工作了。」

常丹琦回敬我一句:「戲曲志不是學術。」

二人談崩,她毅然南下。常丹琦是廣東人,算是回家了。

十年後,她突然從廣州打來電話,說:「章老師,我要回咱們藝術研究院戲曲所,想搞研究,你和院長能說上話,可以幫忙我疏通關係嗎?」

先頭不贊成你走。現在又鬧著回來。氣兒不打一處來,不客氣地問:「現在你要回到事業單位,是不是想多拿點退休金?當初你走,為一點錢,我不同意。現在為了一點錢,又想回來。告訴你──我不能幫忙。」

二人再次談崩。

2001年春,我的丈夫去世。

聞訊後常丹琦來到北京,拉我到她家做客,說:「我老公刻了一枚圖章,要親自送你。」我知道,她的丈夫吳先生圖章刻得好,日本人尤其喜歡。夫妻二人的一大樂事,就是買石,玩石,刻石。她的家位於北京雙安商場背後,是一套二室一廳的老式單元房。室內整齊潔淨,有很多的書,還有很好的盆花,狹小而溫暖。常丹琦讓丈夫把禮物拿出來,原來是一枚閒章。我沒帶老花鏡,看不清。

她站在窗前,舉著血色圖章,對我說:「這上面有四個字,是『一日三生』,我倆都希望你重新安排生活,好好寫作,把一日當作一生來過。印鈕是一匹馬,也是老公刻的,章老師,您不是屬馬嗎?」拿著印章,感動得說不出話來!那年我六十歲,已是下墜的夕陽。落日,從來都是一道美麗的風景,有如花的味道,雲的影子,風的消息……消失於瞬間。生命流程亦然,故而要「一日三生」。後來,我送給他們夫婦一副老木匾以為回贈。

我與她交往最頻密的時段,是她的母親查出肝癌住進醫院的幾年。她把廣州的房子賣了,用於母親的治療。我說:「癌症的最後結局是人財兩空。你要想好了。」

常丹琦答:「我要盡力。」

她盡力了!幾乎每天去菜市場,買仔雞,買乳鴿,買鮮魚,親自煲湯,一煲幾個小時,燉好裝進保溫罐,給母親端去。走在路上,她常打電話過來,說自己做的湯有多麼香,又說到北京也想做一碗,讓我嘗嘗。常丹琦的孝心像泰山一般厚重,熱情如江河一般奔騰。儘管明知自己所有的付出,最後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她送走母親,沒多久自己病倒。同事說是癌症,聽到這個消息,站在恭王府長廊半晌回不過神,難以置信。患病期間,有人去菜市場買仔雞活魚嗎?有人守著爐火煲湯嗎?我不知道。她也不再給我打電話。2013年春,常丹琦走了,撇下了丈夫和兒子。患病四年,我沒有去廣州探望,哪怕只看一眼!如此絕情,我不能原諒自己。

常丹琦「為了一點錢」而調動工作,是犯罪還是犯錯?我為什麼這樣苛求一個人?我有什麼資格去「教訓」她?就因為她叫我「老師」?關於學術和出版,到底哪個更好?都是說不清的事情。現在的研究所花上幾千萬,搞煌煌巨著「××大觀」、「××大典」,撰稿人大多有高學位和各種頭銜,但都不大懂皮黃,曲牌,聲腔,舞臺及表演。撰寫的條目細細查來,無非抄來抄去。搞研究、拿專案、寫文章、看著挺熱鬧,用北大一位教授的話來形容,多是「三分學術,七分吆喝」。若問有關戲曲本體的問題,如一出老戲的具體樣態和衍變,他(她)們就微笑而含蓄地東扯西拉,或擺出一堆概念、術語,讓極為貼切民眾的戲曲藝術,頓時成為高級而遙遠的存在。這種虛無縹緲的研究和實實在在的出版擺放在一起,到底哪個更好?究竟哪個有意義?常丹琦到了廣東教育出版社,搞出一套中小學戲曲輔助教材,這件事讓我們這些研究者羞愧。她做了我們應該做的!研究單位的重大研究成果能隆重推出,獲得獎項;而她留下的東西,卻讓孩子們受用──我真的不能原諒自己。

常丹琦是很有些吸引力。一次,她逛王府井大街。一個法國青年跟在她的身後,她走,他走;她停,他停;尾隨了一路,還不離開。

常丹琦開口了:「你要做什麼?」

法國青年說:「我想和你認識,想請你去法國。」

她笑道:「我有丈夫和孩子。」

對方也笑了,說:「這不妨礙我們成為朋友。」

常丹琦當笑話告訴我,聽了,我興奮得大笑,說:「不行,你要送我一張照片,我也要好好欣賞你的美麗。」

她送了一張,現在成為遺照,壓在寫字臺的玻璃板下。

四年疾病的折磨,超過她一生的痛苦。但是,生命中許多東西是疾病奪不走的,比如笑容,比如心靈,還有美麗。

#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