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大陸從官方到民間都舉辦紀念活動。而與之相比,在台灣卻少有人提及,只見在學界、知識分子群體內零星地討論。這並不難理解,在當下的台灣歷史教育中,「去中國化」必然淡化台灣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與作用,台灣的多數年輕人與民眾自然也無法在這一事件上與大陸產生太多共情、共感,民進黨政權也會盡力避免去喚醒這種「共同記憶」。也正因如此,呼喚兩岸對五四運動的共同記憶,讓五四運動成為聯結兩岸的共同歷史情結,在今天才顯得更為重要。

歷史可能可以被當權者任意塗抹,但歷史情結、共同記憶卻無法被輕易消除。回顧五四運動與中國台灣的關係,大概經歷了三波浪潮。最早,在「五四運動」發生前後,台灣青年如蔡惠如等前來大陸,接觸到科學、民主的新思潮,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五四運動。1924年,台灣作家張我軍在《台灣民報》上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新文學運動意義》等一系列評論文章,將五四新文學思潮直接注入,開啟台灣新文學的時代。

除了台灣青年與作家直接的參與與傳播,更重要的是1949年以後,一批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知識分子來到台灣,如傅斯年、胡適之、殷海光等人。在傅斯年的努力下,台大延續了五四精神的堡壘,羅家倫、殷海光等人在這一堡壘中極力延續五四的道統,胡適之、雷震等人也在《自由中國》刊文表明繼承五四精神的決心。在這一點上,殷海光的態度最為堅決,他認為五四的民主、科學啟蒙並沒有完成,在經歷了天崩地坼的政治動盪後,最急切的是要完成五四未竟的事業,使得民主與科學深入人心。

而1970年代爆發的「保釣運動」則接續了五四精神,喊出了「外保國土,內除國賊」,與五四運動的口號如出一轍,喚醒了台灣青年人對半個世紀以前五四運動的記憶,激發了台灣青年政治與民族意識的覺醒。

民進黨一直以「去中國化」為主要施政目標,這十幾年間,教科書的變動也使得台灣青年對五四運動不感興趣,不瞭解五四史實,也似乎難以再現過去在島內叱吒風雲的「五四情結」。儘管去年因為「拔管案」,台大學生發起了「新五四運動」,但更多的是「學術自主」與「大學自治」的訴求,而與紀念五四運動本身無關。上述的歷史已經證明,「五四運動」在台灣有完整且清晰的思想傳承,有可靠的歷史來源。兩岸理應攜起手來,共同傳承五四記憶,讓五四運動成為聯結兩岸的共同歷史情結。

紀念「五四運動」,首先是「補習」。這是一次絕佳的機會,猶如一堂生動的中國近代史課堂,在對歷史的回顧中檢視台灣與五四運動的關係,以及五四運動在台灣的傳承與發展,凝聚起新生代對「五四運動」的共識。其次是對五四精神的傳承,對啟蒙的再啟蒙。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曾說,「啟蒙與現代性是一項未完成的方案」,五四運動也是其中一個體現。

兩岸不僅在地理與民族上有著深刻的淵源,更分享了近代中國歷史,延續了其中對「科學」與「民主」的追求,傳承了在危難年代「救亡」與「啟蒙」的精神。對五四運動最好的紀念,就是繼續高舉五四旗幟,在各自崗位上,在實際行動中,去踐行五四精神,發出青年聲音。這是兩岸內在的精神聯結,也是藏在歷史深處,為兩岸人民所獨有的歷史情結。

一百年前,「五四運動」點燃了民主與科學之火,擂起了思想解放的戰鼓,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處在「啟蒙」的進程中,處在對「啟蒙」的「再啟蒙」的進程中,我們仍在繼續五四一代未竟的事業,而這一事業,有待兩岸青年一代共同書寫。(作者為清華大學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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