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自2018年開打以來,被形容為兩隻大象打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估計,中美兩國的經濟規模在2019年將分別達到21.4兆及14.2兆美元。亦即美國經濟自2015年超越歐盟加總GDP後,今年將進一步拉大差距,足足比經濟規模達18.7兆的歐盟多出2.7兆美元──大約相當一個英國或法國的經濟規模,而中國經濟則將在今年超過歐元區19國達13.6兆美元的GDP總和。

中美兩國彼此的量體與持續紛爭讓學界擔憂,萬一兩國之間的矛盾不斷擴大,難保不會陷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相關論述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要挑戰現存的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將回應這種威脅,而使得戰爭變得無可避免。但是美國川普總統啟動貿易戰乃是不希望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這一方面的說法則認為在全球權力轉移的過程,如果一個新興大國不願承擔領導責任來積極穩定國際經貿與金融秩序,則將造成全球經濟的混亂與安全失序,所以美國要透過貿易戰來讓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此外中美兩國改革議程對撞,也是紛爭發生的原因。美國的經濟模式向來是海外代工,再進口最終成品供其國內消費。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最大宗產品前三名,分別是電腦、智慧型手機與服飾用品,而這三大類產品多為美國品牌,所以中國企業只是負責供應鏈下游的加工與組裝。川普在2016年競選總統時,打著要將工作機會從中國帶回美國的旗號,當選後,川普開始對海外代工與進口品課稅,最終目的是將製造供應鏈拉回美國國內,意謂美國經濟的改革議程是從一個世界市場,設法找回世界工廠的精神。

中國的經濟模式則恰好與美國相反,中國企業多是亞洲跨國供應鏈的一環,目的是供應美國市場的需求。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為了維持9%以上的經濟成長、因應5%的出口下滑,祭出了高達4兆人民幣的刺激方案,硬是將當年的固定投資拉抬了24%。過度投資的結果是經濟受了內傷──產能過剩,是以中國經濟必須設法去產能、去槓桿、調結構,亦即活血化瘀,積極提振內需、努力降低對外需市場的倚賴。故中國經濟的改革議程是從一個世界工廠,轉型為未來的世界市場。

中美兩國的改革議程雖然目標相反,但不見得一定要以衝突的方式來化解。中美貿易戰的法源來自美國1974年貿易法項下的「301條款」,該條款主張美國的貿易對手政策或行為違反與美國經貿協定義務;或有不合理、不公平貿易行為,則美國總統被授權可以對該國提高進口品關稅、提出補償,或是要求與美國洽簽雙邊協議。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雙邊協議,可以上綱至自由貿易協定(FTA)。2018年12月G-20習川會以來的中美談判,基本上雙方都是以朝向和解的方向協商,未來即將簽署的雙邊協議會對六大議題進行規範:技術轉讓、智慧財產權、非關稅障礙、服務業、農業與匯率。以議題範疇來看,除了國有事業補貼與關稅調降外,幾乎已經達到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架構。

所以如果北京提出與華府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構想,將有助於落實中美兩國各自的改革議程。再則自貿協定向來有以競爭加速改革的效果,中國其實是可以藉此有效地引進美國的壓力,排除內部反對改革勢力。然而自貿協定一定會涉及國企改革,惟國有企業是北京最不可能妥協、退讓的一塊,因此未來中美雖有協議,但強調要將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習近平政府不太可能「犧牲」國有企業改革,而將未來協議升高至自貿協定規格。

中美貿易戰讓很多在中國投資經營的台商萌生鮭魚返鄉的念頭,一則以避開美國的拉高關稅,再則其實是因為中國大陸的人口紅利不再,且環保法規越來越嚴格。根據經濟部公布訊息,台商回流將投資超過2,000億台幣。如果對照台灣在2019年的GDP,也就是台商回流對經濟成長的拉抬效果至少是1.1個百分點。

即將簽署的中美協議,中方將會在6年內採購美方的能源、農產品與工業產品,總值達1.2兆美元,每年為2,000億美元。這項採購必然會引發貿易移轉效果,雖然美國與台灣在中國市場的出口結構相似度不高,但諸如汽車零組件、機械設備、化學製品等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重疊。巴克萊銀行估計可能會衍生199億美元的對台衝擊,每年對台灣GDP成長的負面影響則大約是0.5個百分點。第一年基本上是利大於弊,即回流投資利多大於貿易移轉傷害,但是未來的5年,台灣經濟還是必須提出有效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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