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六就是五四運動100周年的紀念日。猶記得發生在民國8年那場慷慨激昂的五四運動,不只是由青年主導,反對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不惜號召廣大公民參與示威,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整個中國知識界更全面批判傳統文化,強烈主張「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從而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胡適與陳獨秀主張「全盤西化」,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徹底顛覆中華本位的主張,否認自身文化價值,崇尚西洋文化與其各種政治制度,發展出歐美中心主義的認同,開啟中華文化「花果凋零」的歲月。

期間,新儒家的諸君子,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與張君勱等大師,面對中國遭遇空前的大變局,懷著濃厚的憂患意識,展開深具主體性的反思,共同在民國47年具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倡導「心性之學」對中華文化在倫理與宗教的意義,從中探索如何開出民主與科學,並與世界文化互相學習與融通,實可謂空谷跫音,對中華學術主體性深具厚實的意義。然而,時隔60年後,五四運動產生的影響依舊深刻影響著全體華人,學術尚未擺脫自我殖民的現象,我們希望能替中華學術主體性提供一條新的路徑。

我們深刻體認到,學術應與日常生活結合,直接解答社會共同關注的重大議題,這樣的學術才有活潑的生命。有鑑於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長期與華人社會脫節,更常硬搬歐美社會的理論來解釋華人社會和中華文化的現象,不能回應人心的真實需要,尤其只限縮在自身狹窄領域內從事相關研究,卻無關整體社會科學的宏旨,學術的價值與尊嚴日漸低落。中華學術古來本具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關懷德行與社會的「內聖外王」的特質,面向各種社會領域都能提供觀念的指引,眼下則其流風餘韻可謂消失殆盡。整個社會無從擺脫其學術被殖民的處境,這正是「開出學統」的重大課題。

國家的不振,正來自學術的不彰。這些年來,我們有一群學者共同參與反思這些問題,決定展開跨領域整合,並獲得該共識:「儘管中國曾經創造豐富的思想,對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中國的思想如果要再創輝煌的新一章,重新成為引領人類文明發展的引擎,就需要通過對科學哲學的認識與釐清,創造性展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詮釋工作。」我們開創出認真論辯問題的「學統」,針對觀點不針對個人,彼此就事論事討論學術議題,堅持平等對話的精神,實事求是探索真相,體現「君子和而不同」的風格。

我們深刻認識到:文化不可能用「拿來主義」的方式而可以成功,接受者必須具有主體性與主動性,了解西方學術的精華在其科學與哲學,有志於以學術研究作為終身志業的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有系統地加以理解。能夠以之作為基礎,建構普世性的理論,再以之作為架構,詮釋自身文化與哲學的傳統。這樣建構出來的社會科學理論可以吸納到儒家「內聖外王」的義理架構內,可以把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轉化成為儒家「新外王」的兩翼。以創造性轉化所建立的「新三統」必然可以統合民主與科學,成為「道統」之下的「政統」與「學統」,完成中華文化現代化的使命。

未來一個世代,中國知識分子必須一方面繼承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一方面迎接開放多元的西洋文化,以「中西會通」的方式重新建構「文化中國」。我們深信: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傳統,必定可以進入世界社會科學的領域,跟西方文化展開對話,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選項。我們希望大學能培育具備博雅知識底蘊的知識分子,德術兼修,懷抱宏觀視野,關注社會的永續發展。政府更應該鼓勵設立各類公私立書院教育,讓大學與書院不只能修身養性、深化思想與開啟民智,更能作為參與民主的公民教育重鎮,從而提升和形塑整體社會的公共文化。(作者王智弘為中華本土科學會理事長、朱建民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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