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對華人的愛情觀有巨大影響,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就是「情書」。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吳盛青在《五四@100》一書中寫道:「世紀之交的情書概念,廣義地定義為交流情感的書信,但在五四前後,卻開始被奉為『愛情的保證』。」

雖有情書古已有之,像「驛寄梅花,魚傳尺素」,也有人將信札綁在燕子腿上遞送相思,但「情書」普遍還是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就連1927年時,作家周瘦鵑為「情書」下的定義還是正經八百:「男女間寫心抒懷用以通情愫者也」。

不過五四前後,隨著「自由戀愛」的新觀念引進中國,加上郵政系統完善、都市物質環境成熟,在一篇1923年撰寫的《情書描寫辭典》序言中,描述情書「是愛情上最重要的技術了!情書是愛情的寶筏,情書是兌現幸福和快樂的支票,情書是愛情上的保證!」

吳盛青表示,情書說到底,就是「我愛你」三個字的各種演繹和渲染,有趣的是,五四前後的民國情書,清晰呈現從早期的曖昧到直接了當的宣示的變化歷程。像是情書中對愛人的稱謂、落款都要細心斟酌,舉凡「某某愛卿、愛姊、愛妹」,外加「如吻、如握、愛鑑、青睞」等。

就連魯迅也有柔情的一面,他將愛人許廣平稱為「小蓮蓬」、「小刺蝟」,落款時也會充滿童趣地畫一隻「你的小白象」。 翻譯家朱生豪對妻子宋清如的稱呼從「宋」到「清如」、「澄」和「傻丫頭」,還很「傲嬌」的假裝生氣,「不許你再叫我先生,否則我要從字典中查出世界上最肉麻的稱呼來稱呼你。特此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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