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在法律上的位階高於一切,因此大法官對憲法解釋有絕對的法律效力,但大法官釋憲和公投制度也產生了衝突,究竟人民直接訴諸民意、公民自覺所票選的結果,是否為民主法治的基礎,還是由總統提名的大法官說了算數,學界各有看法,民主社會雖強調直接民權,釋憲卻是凌駕公投。

日本的最高裁判所法官必須經由民眾進行同意權票選,但台灣的大法官則是由總統提名後,立法院審查通過後就可擔任長達8年的大法官,且作成的解釋可以宣告法律無效、改變現行的法令體系。

台灣實施的公投法,是依據憲法主權在民的原則、確保人民直接民權的行使所制定,人民可透過公投對於法律複決、立法原則的創制、重大政策的創制或複決表達意見,公投的結果因為直接民權的體現,政府各單位要予以尊重及配合。

立法院7日配合去年底「以核養綠」公投案過關,三讀修正通過電業法第95條「核能發電設備應於2025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的條文,但對同婚與否的立法,執政黨不顧公投結果,把所有政治責任全推給大法官會議,用釋憲結果卸責。

國際社會已有許多國家在憲法明文規定某種型態的公民投票制度,而台灣也有可能再度進行修憲,在公民直接民權的時代潮流下,公民投票在法律上位階的定位是否該修正?遇到受政治操作與民情不符的釋憲結果,政府政策如何取捨?都是台灣急需面對議題。

近期在台灣發行的紀錄片《捍衛彩虹、猶他州同婚爭議》,反映台灣目前對於同婚的爭議;2013年猶他州聯邦法院裁判同性婚姻合法,同婚禁令違憲,這項驚人的判決與當地的大多數民意背離,也掀起意識形態的激烈爭辯,若直接訴諸民意的公投,無法左右政策,豈不形同具文,更讓社會動盪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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