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背景是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滿腔熱血,站上街頭,對於北洋政府在國際談判中屈辱求全的態度表達抗議。這個運動後來引發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潮論辯和思想覺醒,包含民族主義、科學(賽先生)和民主(德先生)。100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因為內戰而造成兩岸分治,在這樣的現況下,本文專注於研析德先生的演變。

民主制度的原意是由全體公民共同商議公共政策,在尊重多數、保護少數的原則下做成決議。一般以古希臘時代雅典文明的運作做為民主制度的濫觴。在當時的雅典,承擔公共決策的公民大會是由全體20歲以上公民出席,而後以多數決做成決定。在司法審判方面,個案審判人員則是從10個部落30歲以上公民共6000人的母體中,用隨機抽籤的方法產生。雅典的公民不包含女性,更不包含奴隸,長久以來仍被描述為城邦民主政治的典範。然而,即便在當時,尤其是在斯巴達勢力日益壯大,進而兩邊開始發生衝突之際,雅典人對於這個制度就已經開始反思。當時這個制度已經出現民粹傾向,事實上大哲蘇格拉底就是由公民組成的審判團處死的,這些反思引發柏拉圖撰寫《共和國》一書。

在《共和國》一書內,柏拉圖所描述的「理想」城邦政體,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和民主背道而馳。在《共和國》內,統治階級是經過層層歷練、擇優淘汰後所留存下來的精英,但這些精英不能有自己的家庭(採「共妻」制),也不能有自己的財產,以防徇私,所以被稱為是「精英共產制度」,在筆者所著《理想國的磚塊》裡有詳細的描述。

柏拉圖之後,對於人類「最佳政治體制」的追求沒有停止過。到了西元第2世紀,羅馬時代的馬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皇帝認為當時的羅馬制度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制度,未來不需要再改變。在這個背景下他寫了《沉思錄》一書,大有制度終結演變之意。諷刺的是,他生前沒有按照1世紀以來的慣例傳位給義子(經挑選而來),而是傳位給兒子,多數史家將他的後世定位為羅馬帝國走向衰弱的開始。

後來西歐的政治和經濟演變,已經成為大家熟知的歷史,這中間包括中世紀城市文明的興起、海上貿易、航海大發現、國族國家興起、界定現代國家的《西發里亞和約》、兩次世界大戰、美國的崛起與冷戰,還有蘇聯的崩解。

蘇聯瓦解後2年,美國的福山教授出版了《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認為現行西方的資本主義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已經被證明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典範,在制度的競賽中獲得勝出,所以歷史不必再演變。然而,就如同比他早2000年的羅馬奧理略皇帝一樣,此書出來後不久,西方國家就陸續發生金融海嘯、民粹主義興起、貧富差距擴大種種問題,引發各界反思。福山教授後來不得不修正他的立場,承認歷史沒有終結。

在兩岸方面,對岸的中國大陸有空前的經濟自由化成就,在地方政府公共預算的決策方面也有像慎議式(協商)民主這樣的機制在不少城鎮運作,而且日漸擴散,但畢竟整個體制的基本模式是威權,不會被認為是德先生的實現。在台灣,情況很波折,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有其重要意義,但也出現重大問題。經過政治人物的推波助瀾,民主被扭曲成民粹,集體決策弱智化,一如公共選擇理論所預期。代議政治沒有慎議(deliberation),只有口水。公共決策不但弱智化、民粹化,甚至還有走回反民主和威權老路的傾向。我們可以說,當初五四運動要的德先生,在兩岸,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找到出路。

這不單是兩岸的問題,也是全球的問題。主導公共決策的政治制度有問題,不論民間有多少經濟活力,都很容易被抵消;反過來說,政治制度有問題,也就無法據以平衡經濟競爭所帶來的副作用。五四運動給我們的啟示,就是知識分子要繼續努力追求優良的民主制度。如何在柏拉圖的精英政治和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進而成為政治制度的典範,是兩岸知識分子不能不承擔的重任。(作者為大學講座教授、前行政院政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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