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之後,經濟學者開始把許多總經觀點放在勞動經濟的問題上,勞動是產出的要素之一,但也同樣地,商品與市場也會影響勞動供需,此外勞動者也是市場消費的主要來源。所以無論是美國每月會公布的「非農就業人口」、台灣的「失業率」、歐洲的「青年失業率」等數據,都顯示失業問題是觀察一國經濟相當重要的指標。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底、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後也提出,當前中國大陸面臨嚴峻的經濟挑戰,要做好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其中「穩就業」更是政策首要目標。

中國大陸將失業率放在核心問題並不難理解,除了失業率在總體經濟數據上具有多層意義,勞動問題其實也會影響社會穩定、犯罪等非經濟活動,此外共產主義本身也就是以勞工權益為中心的政治主張,面對嚴峻的經濟下行,勞動問題必然是當前要務。

日前有媒體引述北京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中心引用中國求才網站「全國招聘網」的數據,發現2019年第1季求職人口較去年同期大增31%,增加至2011年以來最高,但企業人力需求卻下跌7.6%,與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1季企業開出職缺減少11%,求供倍數降到1.68,是2014年以來最低。但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公布3月全國城鎮失業率為5.2%,低於2月的5.3%;在31個省市區首府,3月失業率升高至5.1%,創下2016年底以來最高;而2019年第1季GDP成長率來到6.4%,略高於預期的6.3%。

如果單從失業率和第1季的經濟成長率來看,中國經濟看似處在平穩的軟著陸階段,並沒有各種報告中的嚴峻,但值得注意的是,企業職缺減少11%,且已是連續6季下滑,這個數字透露出許多風險,大致可以從以下兩個面向來分析:

一、企業職缺持續下降,一方面代表企業投資趨緩,另一方面代表薪資成長將減緩。中國大陸雖已逐步放棄全面去槓桿的政策,改以「穩定槓桿結構」為主,但這樣的政策顯然目前無法進一步有效刺激企業投資,進而產生勞動需求上升。換言之,未來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難以期待藉由消費市場來推升成長,這意味著以投資為主體的體質仍會持續進行很長一段時間,如此一來,各企業債務違約風險將會快速升高,執政者必須緊盯企業和銀行的風控;另一方面,進出口貿易是否能協助穩定企業獲利,關鍵仍回到中美貿易問題上,雙方必須盡快找到和緩機制,否則中國大陸若鋌而走險以低匯率來增加競爭力,長期下來到頭還是會傷害到企業獲利的體質。

二、求供倍數雖然維持在1以上,也就是每個勞工可獲得1.68個工作機會,但如果與台灣在今年第1季數字1.74來比較的話,中國大陸顯然沒有相對應到應有的經濟成長率。換言之,再次證明了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果實沒有落實帶動就業機會,現階段看似城鎮失業率的平穩,若不是數據失真,則必定與企業獲利大幅衰退有關,或者兩者同時發生。CIER在報告中也提到類似觀點,在中國製造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第1季求職人口增加48.4%,但企業人力需求僅增加4.17%;此外,電商企業面臨經營壓力,今年第1季開出職缺較去年同期大降22%,包括京東商城及滴滴出行等電商或網路公司都進行大規模裁員。

中國大陸在2015年之後,陸續提出「三去一降一補」的相關策略政策,其中降成本策略不僅將勞工「五險一金」的費率大幅降低,也從電費、稅率、融資利率來減少企業負擔,但顯然失業率攀升的趨勢是存在,且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任何緩和跡象,中國大陸經濟的嚴峻就在於此。

從勞動需求面來解決就業問題雖是各國常見的手法,但政府埋單太多,債務問題和企業效能都會大打折扣,尤其大陸現階段面臨的是產業結構調整,其實更應該緊盯勞動供給的實質結構。例如一方面放手加速讓不良企業倒閉或被併購,另一方面,加強就業輔導和轉職的教育功能及加強社會救濟,最後,可以參考勞務所得租稅補貼等機制,緩解城鄉發展所造成貧富差距的衝擊。

總體經濟數據並不嚴峻,但實際狀況確實令人憂心。中共中央必須嚴肅地看待失業問題,重新檢討各種失業率的調查方式和報告,且要關注在勞動結構的轉型,由下而上來推動企業改革,否則即便中美貿易衝突落幕,這樣的失業趨勢並不會因此而有所減緩。(作者為前海基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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