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在歷史中的作用要比人想像的大,一九一九年的中國人就看到了另一種方案。這個方案不是回歸中國傳統的老路,而是俄國的那套新秩序。

到這個時候,中國一敗塗地的消息已經洩漏了出去。巴黎傳言四起,媒體也借機紛紛報導。四月二十九日夜間,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在丹東街的一個廳堂裡舉行了集會,參與者群情激昂,演講者一個接一個地批判西方。後來成為日本在華傀儡政府頭頭的汪精衛用流利的英語發出警告,說要當心中國人中的反動勢力。一位年輕的藝術系女生呼籲停止和談,「我們必須採取武力」。後來當上中國外交部長的記者陳友仁發起了一項倡議,譴責四個大國,並特意把威爾遜提了出來。眾人一致表示同意。當天晚上加強了威爾遜的維安工作。

不要在條約上簽字

中國代表團在四月三十日拿到了解決方案的全部細節內容。一名代表在絕望之下癱倒在地。當天晚上,貝克去魯特西亞飯店傳達威爾遜的同情和申辯。他看到極為沮喪的中國人正在抱怨,說總統讓他們失望了。其中一些人想立刻離開巴黎,不願意簽署條約。(顧維鈞後來告訴邦斯爾,除非中國政府對他下令,否則他不會簽字:「我希望他們不要逼我簽。這等於是在簽我的死刑書。」)

在世界的另一邊,人們一直密切關注著巴黎的談判。中國代表團那裡一向是電報不斷,有中國學生組織的,有商會的,甚至還有工會的,他們之前全都表示相信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而且相信巴黎和會會尊重中國的主張。到了五月的第一個週末,中國各大城市的報紙開始報導山東的權利將被移交給日本。中國民族主義者憤恨地批判著自己的政府,但更讓他們氣惱的是西方國家。

北京大學一向是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五月三日星期六晚間,北大的學生把全城所有大學與學院的學生代表都召集了起來,計畫在第二天早上去天安門廣場示威。會議室裡人山人海,與會者慷慨激昂。學生們決定向巴黎的中國代表團發電報,要求他們不要在條約上簽字。一位年輕的男學生割破手指,在牆上寫下血書,要求歸還德國山東租界的核心城市青島。

狂怒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譴責的遠不只是山東決議本身。正如一位學生後來回憶的那樣:

當巴黎和會的消息終於傳到我們這兒的時候,我們都很震驚。我們立刻清醒過來,意識到外國還是那麼自私,還是奉行軍國主義,而且他們都是大騙子。我記得五月二日那天晚上沒有什麼人睡覺。我和我的幾個朋友聊了整整一夜。我們得出結論,早晚會爆發規模更大的世界大戰,而且這場大戰會在東方出現。我們拿自己的政府毫無辦法,這我們都很清楚,同時我們又不能再依靠伍德羅.威爾遜這種所謂的偉大領導人的原則。看到我們的人民,看到可憐無知的大眾,我們不禁感覺到,我們必須鬥爭。

五月四日上午有風,天氣很涼爽。到了午飯時間,天安門廣場上已經聚集了三千多名示威者。多數人穿著傳統的長袍,不過為了向西方世界傳達一種信息,也有人戴上了圓頂禮帽。遊行者打著標語,上面寫著「還我青島」、「反對強權政治」、「中國屬於中國人」。帶隊的舉著一塊大標語,上面用大字寫著「中國存亡,在此一舉」。到了下午二點,遊行的人群益發壯大了,並向著外國領事館區進發。當隊伍抵達一位部長家門前的時候,人群變得暴虐起來──很多人懷疑那位部長是日本人的傀儡。示威者衝進房子,砸了家具。當發現找不到部長的時候,他們痛打了藏在房間裡的中國駐日大使。政府逮捕了帶頭的學生領袖,想用這種方法鎮壓示威,結果只弄得民意更加激憤。有人看見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在街頭散發傳單。示威擴散到了中國其他大城市,從碼頭工人到商人,學生以外的人也開始參與進來。政府的態度出現了反轉,不得不丟人地做出讓步,釋放了學生,還道了歉。

悲慘地體驗西式民主

五四運動還終結了上海那場想要調解南北雙方勢力的和會。南方派想藉著大眾的情緒,要求北京政府廢除所有戰時與日本簽署的協議,同時拒絕接受山東問題的解決方案。北方派現在由親日的軍閥主導,對他們來說這是無法接受的。上海會議無限期中止。就連這種微弱的希望也消失了,中國注定要陷入內戰與分裂,一陷又是九年。

五四運動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中的標誌性事件。知識分子在這段時期非常活躍,但更重要的是,它標誌著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反對。在一九一九年以前,他們曾求助於西方的民主與自由主義。這往往是因為他們也找不到其他的模式,而且有些人一直對個人主義與競爭導致的壓力惴惴不安。中國人建立共和的失敗,以及歐洲各國戰時對中國的瓜分,更加重了這種不安情緒。巴黎和會的一位觀察員,一名傑出的學者,寫信回國說,歐洲人「就像沙漠中的旅行者,已經失去了方向……他們極度絕望……他們曾懷揣偉大夢想,認為科學是全能的。現在他們談論的則是夢想的破產」。

偶然性在歷史中的作用要比人想像的大,一九一九年的中國人就看到了另一種方案。這個方案不是回歸中國傳統的老路,而是俄國的那套新秩序。俄國革命為傳統社會提供了一個範例:它和中國那種傳統社會差不太多,但用一次波瀾壯闊式的行動跳躍到了未來。

中國人在一九一一年後悲慘地體驗了西式民主,對西方的幻滅加上從俄國身上看到了另一種明確的方案,這些因素彙聚到一起,使得共產主義成了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如果說中國人還需要進一步確認這種方法的有效性,那麼新上任的蘇共外交委員那史無前例的措施就是證明: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這位委員提出放棄沙俄在中國占領的所有領土與租界。(布爾什維克新政府從未真正履行這條承諾,但當時的中國人被這種慷慨的做法打動了,因為其他國家都沒有這樣的表示。)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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