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貿情勢詭譎多變,原以為5月可望平和落幕的中美貿易談判急轉直下,從貿易戰擴大蔓延至科技戰,且有愈演愈烈的態勢。隨著兩大經濟體的對峙局勢升溫,也掀起了全球供應鏈的大遷徙運動,各國企業深怕成為中美經濟與科技角力下的祭品。這場由美國所發起的貿易保護主義(美國政府稱為公平貿易),可謂是一場巨大又昂貴的經濟學實驗,同時也徹底翻轉了近半世紀以來全球經貿自由化的發展主軸。

中國自1979年實施改革開放,替中國近40年來的經濟發展揭開序幕,中國的生產能量與人均所得隨著對外開放後外資的大量湧入而呈現急速成長。1995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正式轉型為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各國的經貿往來與制度變革延續著「開放」與「鬆綁」的主旋律。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WTO,堪稱是自1999年歐元成立後,全球經貿邁向更緊密關係的新里程碑。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在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一書,更將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氛圍推向最高峰。儘管WTO杜哈回合(Doha Development Round)談判在歷經多年的磋商後,最終仍在2008年宣告破局,但過去十年來,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浪潮未曾停下腳步,且已跳脫WTO的多邊框架,轉向發展雙邊與區域大型經貿協定。

國際貿易理論指出,經濟體之間透過經貿自由化手段降低關稅與非關稅障礙,將為參與自由化的成員帶來貿易移轉與貿易創造效果。對台灣而言,此次中美貿易戰相互加徵關稅,它的實質效果等同於降低了我國產品在美國和中國市場的相對價格,某種程度可比喻為台灣在兩大市場中意外獲得減稅效果,進而取得價格競爭優勢。

長年以來,台灣的對外貿易模式以三角貿易為主:台灣接單、中國生產、歐美銷售。中美貿易戰開打至今,前述的貿易移轉與貿易創造效果似已反映在我國的出口表現。根據財政部統計,今年1至5月,我國對美國的出口金額較去年同期成長17.2%,反觀我國出口至中國(不含香港)則減少10.1%,顯示我國企業確實在中美貿易戰下獲得部份從美國來的轉單效益。

而我國對中國的出口銳減,主要受到兩個層面的因素影響:首先,我國對中國的出口與中國外銷至歐美市場之榮枯有高度關聯。藉由對中國出口中間財、零組件與機械設備,台灣搭上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生產列車。然而受關稅因素影響,近期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減弱,同步減少了中國對我國生產要素的進口需求。另一方面,自去年以來,中國民間消費與實體投資活動放緩,連帶影響我國出口至中國供作內銷用途的產品銷售。

除了貿易數字的消長之外,由產品貿易所衍生的生產需求,亦反映在近期台商自中國返台的投資意願。根據經濟部統計,目前台商自中國回台的投資案,累積金額已超過3,750億元,今年可望上看5,000億元,將有助於貢獻我國今年民間投資表現,而政府亦以此作為施政有成的論證。

持平而論,台商返台投資固然可喜,但近期台商回台投資增加與政府產業政策並無明顯關聯,政府將台商回台投資與現有政策進行連結,並引之替政策效果背書,恐有誇大之嫌。不可否認,最近政府端出許多政策牛肉協助台商回流,確實有助於加速落實台商的返台投資計畫。但眾所周知,引發這波台商回台投資的主要原因,多半在於分散產能調度風險,避免受到美國的關稅波及,台商在中國境內面臨的推力恐怕大於台灣內部的拉力,而非全然與我國投資環境改善或政府產業政策有關。

事實上,工商團體近年大聲疾呼的「五缺」問題至今仍未見明顯改善,其中尤以電力供應和勞基法問題令產業界最為擔憂。在電力供應方面,即便國內外專家普遍不看好我國能源轉型時間表能如期達成,惟政府至今仍信心滿滿,且未見有備選方案。另一個困擾產業界的是一例一休所造成的生產調度問題,日前勞動部對外表示目前不打算再次修改勞基法,現階段將以掌握狀況、了解需求,並進行法規輔導為主,此番言論不啻顯現出政府的鴕鳥心態。

美國商會日前發表《2019台灣白皮書》指出,隨著2020年總統大選將至,呼籲台灣勿陷入「政治假期」,讓國家陷入空轉。事實上,觀察近日國內政局的氛圍,檯面上的政治人物確實愈來愈符合美國商會所擔憂的,正沉浸選舉的「政治假期」之中,目前朝野領袖多的是政治攻防語言,卻鮮見有具體的治國政策主張。

我們呼籲,有意問鼎明年總統大位的候選人,值此國內外挑戰紛至沓來之際(貿易戰、區域經濟整合邊緣化、少子化、勞保破產、低薪、高房價等),應積極提出國家未來中長期發展願景與明確的政策主張,在政策論述上競爭、辯論,讓人民跳脫這20年來每逢大選只剩下兩岸議題的狹隘選項。

#貿易戰 #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