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航空的空服員從6月20日勞資談判破裂宣布開始罷工,至今已逾7日,這是一場勞方、資方、社會大眾一起「三輸」的局面;會有此果,早在3年前華航空服員罷工,當時蔡英文總統立即表明力挺時,就已種下此惡因。雖然長榮罷工必然有結束的一天,但政客該檢討負責,切勿再只顧政治,不問蒼生!

3年前的6月華航空服員宣布罷工,上任1個月,正要出訪友邦的蔡總統,立即在搭乘的華航專機上回應此事,她對機組人員喊話「若非忍無可忍,不會罷工」、「這條路上會與各位一起度過」、「不會讓你們感到孤單」。總統的表態馬上為罷工案定調,蔡政府也趁此機會把前朝留下的華航高層拉下台,換上自己人,算是趁機收割政治成果;且全盤接受工會要求,在短短3天內結束罷工。

這種不問有理無理,更不論公司經營是否能承受的「政治解決」,不僅為華航帶來無窮後果,甚至發現難以兌現承諾,對國內產業而言,受到華航罷工成功、訴求全盤被接受的鼓舞,一時之間不少企業工會都提出新訴求,讓企業「飽受驚嚇」。長榮空服員就是受此激勵成立工會,終而有今日的罷工。

在所有國家中,罷工都是一件受重視的大事,也是勞工應受保障與尊重的權利。站在勞工的立場,組成工會可發揮集體談判力量,而罷工往往是最後也是最不得已的手段,因為勞工與工會都有損失、更有風險。對資方而言,罷工必然損害勞資關係、不利營運、造成營收與商譽的損失。

因此,在發生勞資糾紛,雙方談判乃至進入罷工階段時,政府最重要的是維持中立的調停與裁判者角色,類似勞動部長跑去探視罷工者、表達支持立場的蠢事最好別出現。更重要的是對公共利益的保護,從這些個觀點看,蔡政府是全然失職。

一般民營企業的罷工,因為市場有不少其他提供相同商品與服務的商家,因此個別公司罷工,對所謂的公共利益的影響小。但從台灣過去罷工成功案例來看,高度集中在公營事業與公用產業,這些罷工明確影響公共利益,政府該在法令與制度上作好因應,以保障公共利益。

以這次長榮罷工而言,罷工生效日就是談判破裂日,受到罷工影響的數千甚至數萬旅客毫無應變空間。工會這種作法固然不智,因為讓罷工的社會支持度大減;但政府也毫無辦法就不應該了。事實上,3年前華航罷工時,各界已經討論過某些涉及公共利益、民眾權利鉅大的產業,罷工應有預告期,以便讓民眾與相關單位有應變空間、降低對社會的傷害。但3年過了,甚至今年初也才經歷一次華航機師罷工,衝擊國人的春節出國行程,但蔡政府寧可把那些關係著綠營政治利益與選舉的法案擺在優先順位,對制度化罷工預告期的修法毫無興趣。

遺憾的是至今仍未見到勞動部積極就罷工預告期提出方案,反而只是推諉式的說「通盤考量」。蔡政府當思,如果航空業罷工衝擊已是如此鉅大,哪天水、電、油、電信等牽涉更廣、影響民生更鉅的獨占產業都罷工,其衝擊豈非更大?對某些產業訂出罷工預告期,絕對有其必要。

這次長榮空姐走上罷工,主要是工會訴求提出設勞工董事、禁搭便車條款,資方則堅持不接受,導致談判破裂。對此訴求資方是否該接受,資方有其考量,外界不必置言;工會提出也有其爭取勞工與工會權益的考量,外界亦不必以「貪得無饜」批之。但從國外案例來看,許多表面上保障勞工、短期讓勞方獲益的法令,長期可能反而造成傷害,這也是工會在爭取權益時該注意,不要爭到短利卻失去長期利益。

例如美國有些州實施「保障就業」的法律,禁止企業只雇用工會成員。這個法律讓工會勢力衰弱,未實施保障就業法律的州,工會勢力仍大。但長期下來,實施此法地方的製造業成長率遠高於未實施者,這就是一個短期對勞工有益、長期反而傷害勞工的案例。因此,對哪些訴求該堅持或該接受,勞資雙方都要想清楚。

至於政府,應當好調停仲裁的角色,讓罷工早日落幕,不必挺任何一方;更重要的是:訂好法律基礎以及制度、建立預告期,別讓類似事件再次重演。蔡政府已失職在前,現在當思亡羊補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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