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空服員罷工案,號稱國內歷時最長,經過17天的較勁,消耗無數的社會成本後終於落幕。在工會的輕率、政府的怠慢無能下,不但勞資雙方都付出沉重的代價,社會成本也因而大增,無辜的旅客更是欲哭無淚。前車之鑑,公共服務的罷工預告期應當由法令明訂;蔡政府的無作為應被檢討,官方在公共服務業罷工事件中的角色更需要明確化。

這次罷工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發動,於6月7日經會員投票取得罷工權;工會提出8大訴求與資方協商,並由勞動部邀集雙方在20日舉行勞資協商,因第1項訴求資方就未答應,工會隨即宣布當天下午4時開始罷工,就此展開17天的罷工。

長榮航空顯然始料未及,被迫緊急取消若干航班,時間點正好選在暑假第1周的開始,民眾出國旅遊行程大亂,許多家庭被迫取消旅遊計畫,旅行社與觀光產業營運受到衝擊,財物損失18億元,一度計畫到罷工現場「反罷工」,長榮同意撥付後才收手。罷工期間長榮共取消1440個航班,營收損失約30億元,長榮至少付出39億代價,商譽損失尚未估計,受影響旅客數近28萬人次。

這一切原本不該發生,3年前華航罷工事件,各界已提出罷工預告期的建議,對各種影響民眾生活的公共服務業應該明訂罷工預告期,讓民眾、相關單位、受影響的上下游業者等有時間因應,以降低社會成本、減少民眾的不方便。

但3年來罷工預告期無聲無息,年初又發生華航機師罷工事件,也選在民眾出國尖峰的春節前後,對民眾再次造成嚴重影響,蔡政府顯然寧可把有利政治資本與選舉的法案列為優先法案,對真正影響民生的罷工預告期則「從長計議」。在經過這次長榮罷工的教訓後,蔡政府別再推諉拖延,應盡快讓罷工預告期入法。

至於一向反對所謂「罷工預告期」的勞方與工會,從這次長榮罷工的經驗來看,不宜再反對。工會原本的考慮是在沒罷工預告期的限制下,工會固然得以彈性運用罷工武器,以「突襲」方式為之,造成資方更大的損失而不得不接受勞方條件;一旦有預告期,等於讓資方可從容因應,從而減弱罷工的談判力量。

但工會不該忽視,任何罷工要成功,都必須有社會或政治力的支持,對影響民眾與社會甚鉅的公共服務產業訂一個預告期,只是保障民眾基本權利與讓社會保有較正常運作的基本要求。反而是工會突襲式罷工影響民眾與社會過鉅,得不到社會支持後,工會罷工也難有成果。這次長榮罷工很明顯就因突襲式罷工,讓傳統上會較同情弱勢勞工的民眾,深不以為然,甚至怨聲四起。最後罷工只能在顧及工會顏面下以失敗收場,工會原來提出的8大訴求幾乎沒有一項成功爭取到。

這次罷工案中官員的表現既失職又不得體。站在政府的立場,當然不希望發生罷工,交通部、勞動部等相關主管部會事前的介入、參與,有其必要亦可接受。但進入罷工階段,工會與資方間形同「開戰」,勝負之間視雙方的力量與籌碼等因素而定,此時政府反而該扮演公正、中立的調停或仲裁者角色。

這個分寸顯然相關部會並未掌握:罷工前相關部會完全未掌握狀況,罷工第4天,勞動部長許銘春「夜探」罷工會員,並說她了解罷工是爭取權益與勞動條件、飛行安全等話,形同勞動部長表態挺罷工。勞動部其實誰都不該挺,而應是中立的調停者。之後勞動部要出面調停,但資方已對勞動部失去信任。交通部長林佳龍在罷工最後階段拿出航權調整威脅資方,更是嚴重的錯誤。

如果拉長時間,航空業在民進黨上台後,短短3年就發生3起影響社會甚鉅的大罷工,何以致之?3年前蔡英文才上台,就對華航空服員罷工表態力挺,最後甚至撤換不接受工會條件的經營階層,新經營者全盤接受工會條件,這個事件鼓勵了之後的罷工,蔡總統無知的力挺可說「居功厥偉」。蔡政府當知,幫著資方壓勞工固然不對,但不論是非與合理性一味地支持勞方,也會讓企業大亂,進而影響經濟,政府應有的中立角色還是不宜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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